麻雀
伊肯纳是只麻雀。
这个长翅膀的小东西能在眨眼间飞得无影无踪。奥班比和我领着博德先生来到我们家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流走了。我们在血泊里发现的只是他血淋淋的、受伤的躯壳。我们发现他之后不久，他就被送上了综合医院的救护车。四天之后，他躺在一具木棺材里被一辆轻卡送回了我们的院子。那时候，奥班比和我还没见到他，只有耳朵捕捉到别人口中“棺材里他的尸身”。我们像咽下苦口良药一般咽下了许多人安慰我们的话：“别哭了，会好起来的。”他们没有提到伊肯纳已经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旅人。这个不同寻常的旅人不需要肉身就可以行走，他的躯壳毫无知觉地躺着，就像剥完花生后重新合在一起的两片花生壳。我知道他已经死了，但当时我就是觉得这不可能。他被送上了屋外的救护车，我很难想象他再也不会站起来走进屋子。
父亲也知道了，因为他在伊肯纳死后两天回来了。那天下着小雨，空气潮湿，有点儿冷。我在客厅过的夜，当时我正在用手擦窗上的雾气，从擦出来的弧形里看到他的车驶进了院子。这是他在称我们为他的渔人之后第一次回家。他把所有东西都运回来了，显然不打算再离开。母亲跟他说了伊肯纳行为举止的变化之后，他几次想请假，缺席几天在加纳举办的长达三个月的培训课程，回阿库雷一趟，但都没被批准。伊肯纳死后几小时，母亲给他打了求救电话，她只说了一句：“埃姆，伊肯纳死了！”然后就瘫倒在地上。父亲草草写了辞职信，交给加纳培训中心的一位同事。回到尼日利亚后，他乘坐夜间大巴到约拉，把所有个人物品都装上车，开回了阿库雷。
父亲返家四天后，伊肯纳下葬了。波贾的行踪仍旧是个谜。这场惨剧已经传遍了整个地区，我们家里挤满了前来告诉我们他们所见所闻的邻居，但谁都不知道波贾在哪儿。有个怀孕的女邻居住在马路对面。她说大约在伊肯纳被害的时间，一声大叫把她吵醒了。还有一个在读博士，我们都管他叫“教授”，平时神出鬼没，很少在家——他住在伊巴夫家隔壁的一间平房里。他说他当时正在学习，突然听到金属撞击的声音。最终，伊巴夫的母亲转述了她父亲，也就是伊巴夫的外祖父的话，我们才知道当时的细节。两个男孩中的一个（显然是波贾）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没有接着厮打，而是在盛怒之下忍痛跑进了厨房。另一个男孩跟在后面。看得惊惧不已的老人以为架已经打完了，就起身进屋去了。他也不知道波贾去了哪儿。
一大帮人奇迹般地在两天之内赶到了我们家。他们大多数是亲戚。有些我以前见过，其余的只在我们家相册里为数众多的发黄的银版相片上出现过。他们都来自我们老家阿马诺村。我对那个地方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只回去过一次，是为了参加父亲的叔叔伊·凯尼奥利沙的葬礼。他年纪很大了，而且行动不便。我们在茂密的森林里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公路上开了很久，来到一块只有寥寥几棵树的地方——那儿的庄稼地里竖着许多稻草人。接着，父亲的标致车颠簸着驶上一条沙子路。路边的人认出了他，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再后来，我们穿着黑衣服，和很多人一起走向举办葬礼的地方。队伍里没有人说话，只有哭泣声，好像我们一下子从会说话的生灵变成了只会痛哭的活物。我惊讶得无以言表。
这些人到达我们家时的装束跟我上次见到他们时一样：全身上下都是黑色。事实上，在伊肯纳的葬礼上，他自己是唯一穿得不一样的人。他身着白得耀眼的衬衫和裤子，看上去像是个天使，只不过在人间现身时遭遇偷袭，折断了骨头，再也回不了天堂。葬礼上，人人都身着黑衣，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悲痛，只有奥班比和我例外：我们没哭。伊肯纳死后，日子一天天流逝，就好比疖子里的坏血越积越多。除了当初在厨房里看到他那毫无生气的躯体时哭过，我和奥班比之后再也没哭过。就连父亲也哭过好几回：一次是在往我们家墙上贴伊肯纳的讣告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柯林斯牧师第一次上门来悼念的时候。我找不到不流一滴眼泪的合理解释，但我还是坚持不哭——奥班比的决心看来和我一样大——只是紧紧盯着伊肯纳的脸，因为我怕很快就没人记得他了。他的脸洗干净了，还抹了橄榄油，散发着不属于尘世的光辉。虽然他嘴唇上的裂口和眉毛上的伤疤清晰可见，但他的脸色平静得出奇，好像他这个人从没真实存在过，是我和其他哀悼者凭空想象出来的。就在他那样静静地躺着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奥班比说得没错——伊肯纳长胡子了。那些胡子似乎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他下巴下面像是画了一条细线。
棺材里，伊肯纳的尸身——脸朝上，鼻孔和耳朵里塞着棉花球，双手放在身侧，双腿并拢——呈长球体，卵状，鸟的形状。这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只麻雀，一个无法设计自己命运的脆弱的小东西。他的命运是设定的。伊博人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守护神。伊肯纳的守护神法力太弱，而且不负责任，有时候会抛弃守护对象去远行或替人跑腿。伊肯纳到十几岁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他命里注定的所有凶险和不幸，因为他只是一只身处危险世界的小麻雀。
六岁时，他跟人一起踢足球，被一个男孩踢中了裆部，一个睾丸移位到了陰囊外面。他被紧急送往医院，医生们火速给他做了睾丸移植；与此同时，就在同一家医院的另一间手术室，母亲也在接受急救，因为她一听到伊肯纳受伤的消息就晕倒了。第二天早上，两个人都苏醒过来了。母亲如释重负，之前她以为他要死了，悲痛过度；伊肯纳的陰囊里装了个小球体，代替他移位的睾丸。接下来三年他都没有踢过球。再次开始踢球后，看见球朝他飞过来，他常常不由自主地用手护住裆部。此事过后两年，也就是他八岁的时候，他坐在学校的一棵树下，被蝎子蜇了。他再次被救回来；但右腿永久受损，比左腿细了一号。
葬礼在圣安德鲁公墓举行。公墓四周有围墙，里面遍布墓碑，还有几棵树。公墓里贴满了葬礼告示。有的讣告打印在A4纸上，贴在送我们教会会众和其他来宾去参加葬礼的巴士上，还有的贴在父亲汽车的风挡玻璃和后窗玻璃上。有一张贴在我家外墙上，就在一九九一年人口普查时工作人员用炭笔写在一个圈里的邮政编码旁边。另一张贴在我们家院门外的电线杆上，还有一张贴在教会的布告栏里。讣告还贴到了我的学校——伊肯纳以前也在那儿上学——和后来伊肯纳跟波贾一起就读的阿库雷阿奎那学院门口。父亲决定只在必要的地方张贴讣告：“告知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就够了。”讣告最上端的“讣告”二字印得有点儿模糊。几乎所有讣告用纸都太白，衬得伊肯纳的照片格外暗淡，让他看起来像个十九世纪的人。照片下面写着：虽然你过早离开了我们，但我们深深地爱着你。希望到时在天国再见。再下面是这样几行字：
伊肯纳·A.阿格伍（1981-1996）
走在他的父母
阿格伍先生与夫人，以及他的弟弟妹妹
波贾、奥班比、本杰明、戴维和恩肯·阿格伍前面
在葬礼上，临到往墓穴里填土的时候，柯林斯牧师要求家属围绕他站成一圈，其他人退后。“请稍稍往后退一点儿。”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伊博语口音，“哦，谢谢，谢谢你。愿主祝福你。请再往后站站。愿主祝福你。”
我们家人和亲属环绕墓地站好。有的面孔自打我出生以来还是头次见到。大家差不多站定后，牧师要求我们闭上眼睛祈祷，这时母亲发出一声痛苦的呐喊，让我们再次被悲伤淹没。柯林斯牧师没有停顿，继续用颤抖的声音祈祷。您容许和接纳他的灵魂入您的国……我们知道您给予，也带走……您赐予我们承受痛苦的勇气……谢谢您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您听见了我们的心声。虽然他的祈祷词在我看来没什么意义，但所有人都会在每一句祈祷词结束后高声说“阿门”。接着，大家轮流上前，每人铲一锹土送进墓穴，再把铁锹递给下一个人。等着的时候，我抬起头，看见天边堆满了羊毛状的深灰色云朵，我想就算白鹭飞过也会变灰。我正想得出神，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垂眼一看，原来是奥班比泪眼汪汪，不知道在嘟囔些什么，递铁锹给我时手在发抖。铁锹又大又重，背后粘的土加重了它的分量。铁锹的柄摸着很凉。我奋力铲起一锹土，双脚顿时陷进了沙土里。把土送进墓穴之后，我把铁锹传给了父亲。他接过去，铲起好大一堆土，撒进墓穴里。他是一圈人里最后一个动手铲土的，铲完后放下铁锹，一只手扶着我的肩膀。
接着，牧师像接收到某人的信号般清了清嗓子，向前迈了一步，结果险些踩在墓穴边缘，好不容易才稳住没摔下去，带得沙土扑簌而下。有个男人伸手拉住了他，他再往后退了一点儿。
“现在，请容许我读一小段《圣经》。”牧师站稳后说道。他说起话来一顿一顿的，那些单词像是一只只热带草蜢从他嘴巴里飞出来，然后停住，再起飞，再停住。他的喉结上下滑动。“我们读《希伯来书》，使徒保罗写给希伯来人的信，第十一章第一节。”他抬起头，严厉的眼神扫过每一位哀悼者。然后，他略略弯了弯腰，诵读起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牧师读经时，我不知怎的很想观察奥班比，判断他此刻的感受。我看着他，那些有关我们失去的两个哥哥的记忆涌上心头。似乎过去突然炸开了，碎片在他眼睛里漂浮，就像气球里的五彩纸屑。一开始，我看到的是伊肯纳。他脸拉得很长，眼睛眯着，怒气冲冲，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奥班比和我。那是在我们去奥米-阿拉河的路上，靠近埃桑草丛的地方。他命令我们跪下，因为奥班比嘲笑白衣教，那是“对他人信仰的不敬”。接着，我看到伊肯纳和我坐在我们家院子里那棵橘子树的树杈上，扮演约翰上校和兰博11，等着袭击奥班比和波贾。他们俩分别扮演胡克·霍根和查克·诺里斯12，正埋伏在我们家门廊上。他们不时冒出头来，用玩具槍瞄准我们，嘴里发出射击声——突突突。要是他们跳起来或者尖叫，我们就用炸弹爆炸声回应——砰！
我看见伊肯纳身穿红背心，脚踩我们小学操场上画着的白线。那是一九九一年，我刚刚代表蓝队跑完了学前班的比赛，是倒数第二名——我好不容易才把白队的选手甩到后面。母亲揽着我，跟奥班比还有波贾一起站在一根长绳后面，那根绳子两头系在两根杆子上，把观众席和田径场区分隔开来。我们站在边线上为伊肯纳加油。波贾和奥班比时不时地鼓掌。远处有人吹响了哨子，伊肯纳同另外四个分别身穿绿、蓝、白、黄颜色衣服的学生并排单膝落地。兼任体育组组长的“百事通”劳伦斯先生喊道：“各就各位！”等所有选手都像袋鼠一样抬起一条腿，指尖向下，他再次叫道：“预备！”他喊出“跑”的时候，运动员们看上去都已经开始跑了，但还是肩并肩地排成一条线。接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拉开了距离。他们衬衣的颜色一闪而过，立刻就被其他颜色所取代。后来，绿队选手绊倒了，带起一阵尘土。选手们都被尘土吞没了，但波贾很快就看到伊肯纳在终点线那儿举臂欢呼；接着我也看见了。他瞬间就被同样穿红背心的人围住了。他们都在大声叫喊：“红队赢了！红队赢了！”母亲高兴地抱着我跳了起来，然后猛然僵住了。我马上就明白为什么了：波贾已经从隔离线下钻了过去，高叫着“艾克，冠军！艾克，冠军！”，朝终点线飞奔而去。紧随其后的是手拿长藤条、负责看守隔离线的老师。
等我的心神回到葬礼现场，牧师已经读到了第三十五节。他的声音变大了，带着魔咒的意味。他读的每一节都挂在思维的鱼钩上，像上钩的鱼儿一样跳动着。牧师合上卷角的《圣经》，夹在腋窝下，拿一块早已湿掉的手帕擦了擦眉毛。
“现在，我们一起祷告。”他说。
作为回应，在场所有人的祷告声汇成了一股洪流。我紧闭双眼，用最大的音量背诵：“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灵的恩赐，永远与我们同在。阿门。”
阿门声渐渐低下去，在巨大的墓园里一排排沉寂的石碑间回响。牧师向掘墓人做了个手势。葬礼期间，他们一直坐在别处说笑。在牧师示意下，这些古怪的男人立即聚拢过来，急急忙忙地往回填土，加快了抹去伊肯纳的进程。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一旦他们用土盖住了他，就没有人会再见到他。随着土块落下，又一阵悲痛袭来，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像撒播种子的豆荚一样裂开了。我没有哭，但我能强烈地感觉到那种失去的痛。那些掘墓人的冷漠令人困惑。他们挖土的动作加快了。其中一个人停下来，从已经部分遮住伊肯纳的土堆里拔出一个满身泥泞的压扁的水壶。我看着他们挥锹，同时在自己脑海中冰冷的土壤里挖掘。突然，我明白过来——事情总是在过去之后才看得明白——伊肯纳是只脆弱的小鸟：他是一只麻雀。
小事就能让他辗转反侧。渴望常常拂过他忧郁的心灵，他的悲伤无处存放。小时候，他常常坐在后院，双手抱膝，沉思冥想。同父亲一样，他极为挑剔。他会把小事钉到大大的十字架上，会因为对人说错了一个字而思来想去——他很怕别人的责难。他无法容忍讽刺或反语，这些东西让他心烦意乱。
像麻雀一样——我们相信麻雀是没有家的——伊肯纳的心灵没有家园，没有固定的忠诚对象。远的和近的，小的和大的，陌生的和熟悉的，他都爱。但唯有小事吸引着、耗费着他的悲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他在一九九二年养过几天的一只小鸟。那是圣诞节前夜，别人都在屋里跳舞，唱圣诞歌，吃吃喝喝，他却一个人坐在屋外的走廊上。突然，一只小鸟掉在他面前的地上。伊肯纳弯下腰，在暗夜里一点点靠近它，最后将它柔软的小身体包裹在手中。这是一只被人捉住、拔掉好多羽毛后逃出来的麻雀，腿上还缠着一段线。伊肯纳的灵魂附到了麻雀身上。接下来的三天，他小心地守着它，用能找到的吃食喂养它。母亲让他把它放了，他不肯。三天后的早上，他捧着小鸟毫无生气的身体到后院挖了个洞；他的心碎了。他和波贾朝麻雀身上撒土，直到把它埋住。伊肯纳自己也是这么消失的。先是哀悼者，然后是葬礼承办人，他们朝他身上撒土，渐渐盖住了他被白布包裹的躯干、双腿、双臂、脸和一切，直到他在我们眼前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