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21
然而，阿布鲁是利维坦。
一群勇敢的水手围攻都杀不死的巨鲸。他不可能像其他血肉之躯那么容易死。虽然他和他的同类——疯掉的流浪汉，因为脑子有病沦落到了贫困的最底层，从此危机四伏——没什么不同，但他可能比他们更近地接触过死亡。大家都知道，他主要靠吃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东西维生。他没房子住，找到什么就吃什么——露天屠宰场掉在地上的肉、垃圾里的食物残渣、树上掉下来的水果。吃这些东西，还吃了这么长时间，你会以为他早就染上了什么病，可他活得好好的，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还长了小肚子。当他因为踩上了碎玻璃而血流不止时，人们觉得这下他要完了，可没过几天他又活蹦乱跳地出现了。不过，这些都只是原本可以让他丧命的小事；还有许多别的事。
在遇到阿布鲁后第二天，我们聚集在奥米-阿拉河边。在那里，所罗门告诉我们，他之所以严厉警告我们不要听阿布鲁的预言，是因为他相信阿布鲁是披着人皮的恶灵。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跟我们讲了好几个月前他目睹的一件事。那天，阿布鲁在路边走着走着突然停了下来。天在下毛毛雨，他的身上湿了。他相信自己的母亲就站在公路中间，于是对着公路呼唤她，恳求她宽恕他对她所做的一切。正当他恳求她，显然是在同她交谈时，他看到一辆车从公路另一边飞驰而来。他怕极了，高声叫母亲赶快离开公路，但那个他以为真的存在的幽灵站着不动。就在汽车开到阿布鲁幻觉中他母亲站立的位置时，阿布鲁冲上公路去救她。汽车一下子把他撞到了长草的路肩上，自己则滑出公路，卡在附近的灌木丛里，停了下来。据说，车上的人以为阿布鲁已经死了，但他只是在倒下的位置躺了一会儿就站了起来，浑身是血，前额上开了个口子。他站起来后开始拍打湿漉漉的衣裳，好像那辆车只不过是把一阵灰带到了他身上。他一瘸一拐地走开了，边走边朝着车开走的方向说：“你想杀人对吗，呃？看见有女人站在路上，你不能停一下吗？你想杀人吗？”他一路走一路喋喋不休，有时候还停下来，一手拉着耳垂，回头告诫那个司机下次要慢慢开：“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父亲宣布我们可能要移民去加拿大的第二天，哥哥朝我手里塞了一张草图。我坐下来盯着图看，他开口了。
“我们可以用老鼠药毒死他。我们可以买一包老鼠药，放在面包或其他吃的东西里，拿给疯子，反正他哪儿来的东西都吃。”
“对，”我同意，“他连陰沟里的东西都吃。”
“的确如此。”他点点头，“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年，他还活着？他吃的东西难道不是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吗？为什么他还不死？”
他指望我给出答案，但我给不出。
“你记得所罗门跟我们讲过的故事吗——为什么他怕阿布鲁，不想跟他扯上任何关系？”
我点点头。
“那你明白了，是吗？听着，我们不能放弃，但我们也得记住，这是个怪人。那些傻瓜”——他现在管阿库雷居民叫“傻瓜”，谁叫他们听任阿布鲁活着——“相信他是某种肉身不灭的神，你知道，他们愚蠢地以为，在人类理性界限之外生存了这么久已经改变了他的人性，他不再是个凡人了。”
“这是真的吗？”我问。
“如果我们给他吃掺了毒药的面包，别人会以为他是吃了什么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东西死的。”我没有问他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因为我对他拥有众多神秘知识深信不疑。过了一会儿，我们俩就出门了。哥哥短裤的前口袋鼓鼓囊囊，里面塞满了用一小包老鼠药浸泡过的撕碎的面包。面包是他从前一天的早饭里省下来的。出门前，哥哥把干瘪的面包屑拿出来，再次撒上老鼠药，弄得我们房间里一股刺鼻的气味。他说，他希望我们只需要“行动”一次，一击成功。我们带着毒面包去了阿布鲁住的破卡车，他不在。我们听说卡车门还能正常开闭，但它几乎一直是开着的。卡车里的座椅快散架了，几乎只剩木质骨架，皮革覆面都撕破了，磨坏了。车顶锈迹斑斑，雨水正从破洞里钻进来。座椅上堆着各种废品：一条蓝色的旧窗帘从座椅上拖到地板上，一盏旧煤油灯没了玻璃罩，只剩一个框架，还有一根棍子、一些纸张、破鞋子、罐头，反正都是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物品。
“大概时间不对，”哥哥说，“我们先回家，下午再来；说不定那时候他就在了。”
我们回了家，下午又去了一次。其间母亲回来过，煮了甘薯作为午饭，不久又回市场了。等我们到了卡车那儿，疯子真的在，但接下来的事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他在两块大石头上架了一口瓦锅，手里拿着一个瓶子正俯身往里面倒某种液体。两块石头中间堆着木片，显然是当柴火用的，但没点着。把瓶子里的东西都倒进锅里后，疯子拿起一个我们看不清楚装了什么的饮料罐，倒转过来，使劲往锅里倒。后来，他摇摇罐子，朝里面细看一番，又把残留的东西刮出来，直到他认为罐子空了，才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张堆满了东西的小凳子上。接着，他冲进卡车，拿出一包看似叶子的东西、一些骨头、一个球形物体和一些要么是盐要么是糖的白色粉末。他把这些东西都倒进锅里，然后猛地往后退了一步，就像往热油里倒东西被烫了那样。我乐坏了。看来这疯子是在——或者说他以为他在——煮一锅以垃圾和废品为原料的大杂烩。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使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直到有另外两个男人加入我们，共同欣赏阿布鲁掌勺。
那两个男人穿着廉价的长袖衬衫，衬衫下摆塞进布料柔软的长裤里——一个男人穿黑裤子，另一个穿绿裤子。他们手里拿着本精装书，我们瞥一眼就知道是《圣经》；他们刚从教堂出来。
“也许我们可以为他祈祷。”那个皮肤黝黑、头顶秃了一块的男人建议。
“我们已经斋戒祈祷了三个星期，”另一个男人说，“乞求上帝赐予我们力量。现在该是用它的时候了吧？”
第一个说话的男人温顺地点点头。没等他做出回应，第三个声音说：“显然不是时候。”
说话的是我哥哥。两个男人转向他。
“这个人，”我哥哥面带惧色，继续说道，“是个骗子。这些都是装出来的。他神志清楚得很。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骗子，他装成这样在路边、商店前面和市场上跳舞，就是为了讨钱。他有好几个孩子。”哥哥虽然在对他们说话，眼睛却看着我，“他是我们的父亲。”
“什么？”秃头男人惊叫起来。
“是的。”哥哥无视我的震惊，“我们的母亲叫我和保罗”——他指指我——“带他回家，告诉他今天到此为止，但他不肯和我们走。”
他朝那疯子做了一个乞求的手势。但那疯子正在凳子旁边的地上找东西，似乎没注意到我哥哥。
“太不可思议了。”皮肤黝黑的男人说，“这世上真是无奇不有。一个男人居然会为了谋生装疯？不可思议。”
两人摇着头离开了，走前请求我们向上帝祈祷，请上帝感化他，宣告他的贪婪有罪。“上帝无所不能，”皮肤黝黑的男人说，“如果你们诚心祈祷。”
我哥哥表示同意，还向他们致谢。等他们走远了，听不见我们说话了，我问哥哥到底怎么回事。
“嘘！”他咧嘴笑了，“听着，我怕这两个人真有什么神力。谁知道呢？他们都斋戒了三个星期了。啧啧！要是他们有布永康牧师、库穆伊牧师22或辛班尼牧师23那样的神力，通过祈祷把他治好了怎么办？我可不想那样。要是他好了，他就不会四处乱逛，也许他会离开镇上，谁知道呢？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吧？他会跑掉，不受任何惩罚地溜掉，那怎么行？不，不，我不允许。我以我死去的哥——”我哥哥的话戛然而止，因为我们看见一对夫妻和他们跟我差不多大的儿子停下来观察正在暗自发笑的疯子。奥班比神色黯然，因为这些人一直待到疯子离开为止，我们的行动又被耽搁了。他沮丧地得出结论说，这地方太不隐秘，不能下毒。于是我们回了家。
第二天，我们又去卡车那儿找阿布鲁。他不在。后来我们在一所占地不大的小学附近找到了他。高墙里传出小孩子们齐声朗读诗歌的声音。有时候老师会打断他们，偶尔还会请他们为自己鼓掌。不久，疯子站了起来，威严地迈开步子，两手一甩一甩的，像个石油公司的CEO。离他不远处有一把撑开的雨伞，伞骨和起褶的旧伞面都快分家了。阿布鲁凝视着手上戴的一枚戒指，跺着地往前走，嘴里咕哝着一连串单词：“妻子”“现在已成婚”“爱”“结婚”“美丽的戒指”“现在已成婚”“你”“圣父”“结婚”……
后来，在那疯子渐行渐远，已经听不清他的胡言乱语之后，奥班比告诉我，他是在模仿基督教婚礼的行进队列。我们放慢脚步远远地跟着他，途中经过一九九三年伊肯纳从一辆车里拉下死人的地方。我一边走一边想着我们带的老鼠药的毒性。我的恐惧加剧了，我再次对疯子生出了怜悯之情：他就像条四处觅食的流浪狗。他走着走着就会停下来，转个身，像天桥上的模特儿那样摆个姿势，把戴着戒指的手伸出去。一栋平房的门廊上有三个女人，他朝她们走去。三人中有一人坐在凳子上，另外两人在给她梳辫子。其中两个女人起身赶他走，还弯腰捡石头朝他扔过去，想把他吓走。
两个女人早就不追了——她们其实没怎么动弹，只是朝他尖叫，叫他这个脏东西走开——但疯子还在跑，时不时地回头看，脸上挂着婬邪的笑容。我们后来才知道，他逃跑时走的那条土路很少有汽车开过，因为那条路的尽头是一座横跨奥米-阿拉河的长约两百米的木桥。一些街头顽童轻而易举就把这条没几米长的土路变成了他们的游乐场。他们在路的两头放了四块大石头，石头中间留空，作为足球场的门柱。他们在这里踢球，吵吵嚷嚷，扬起一片尘土。阿布鲁满脸笑容地看着他们。后来，他摆了个姿势，手里托着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球，用力朝空中踢去，差点儿摔了一跤。他挥舞双手狂喊：“进球！进，球，啦！”
追上他后，我们发现伊巴夫和他的堂兄弟也在那儿踢球。一上木桥，我就想起了伊肯纳变形时我做过的那个有关人行桥的梦。闻到大河熟悉的气味，看到跟我们以前抓的鱼儿差不多的杂色鱼在水中游弋，听到癞蛤蟆和蟋蟀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叫唤，就连河里死物的恶臭都让我想起我们一起钓鱼的日子。我仔细地观察了一番鱼儿，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看见它们了。以前我希望自己是条鱼，所有的兄弟也都是鱼，这样我们就可以整天游泳，每天游泳，永远游下去。
不出我们所料，阿布鲁朝木桥走过来，眼睛看着远方，一路走到木桥脚下。他上桥的时候，我们站在桥的另一头都能感到桥面沉了沉。
“他一吃下面包，我们就跑，飞快地跑，”看着疯子离我们越来越近，哥哥说道，“他有可能摔下去死在河里；没人会看到他是怎么死的。”
这个计划让我感到害怕，但我还是点头同意了。阿布鲁一上桥就走到栏杆边，扶着栏杆朝河里尿尿。我们看着他尿完，陽具像橡皮筋一样缩回腰间，几滴尿滴到了桥面上。哥哥环顾四周，确定没人在看我们，才拿出了毒面包，朝疯子走去。
现在，他离我们很近了，我确信他很快就会死掉。我仔细打量了他一番。他就像古时候能赤手空拳撕碎一切的大力士。繁盛的络腮胡从脸侧一直蔓延到下巴。上嘴唇的胡须像是用细炭笔画的。头发又长又脏，缠成一团。他的胸口、满是皱纹的黑脸上、下腹和陽具周围也长满了毛发。他的指甲又长又尖，每个指甲里面都嵌满了油污和泥土。
我注意到他身上散发出多种气味，其中最浓烈的是粪便味。随着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这种气味像一群苍蝇一样扑面而来。我想这一定是因为长期以来，他排泄完之后都不清洗肛门。他的私一处和腋窝下面的浓密毛发里累积着陈年汗臭。他身上还有腐烂的食物、未愈合的伤口和流脓、体液和垃圾的气味。我还闻到了生锈的金属、腐烂物质、旧衣服、他有时会穿的捡来的内裤的气味。他身上还带着奥米-阿拉河边的树叶、爬藤、烂杧果的气味，河岸上沙子的气味，甚至还有河水的气味。我还闻到了香蕉树和番石榴树的气味、哈麦丹风卷起的尘土味、裁缝铺后面大垃圾桶里丢掉的衣服的气味、镇上露天屠宰场残留的肉的气味、秃鹫们吃剩的残骸的气味、“美好房间”汽车旅馆里用过的避孕套的气味、陰沟和污物的气味、他手婬后喷射在自己身上的精液的气味、陰道分泌物的气味、干掉的黏液的气味。然而，这些还不是全部。他身上还有非物质的东西的气味，比如说，他人戛然而止的生命，以及他们灵魂中的寂静。从他身上闻得到未知的事物、奇特的元素、可怕的被遗忘的东西。他有死亡的味道。
奥班比伸出拿着面包的手。他走近我们，接了过去。他似乎根本没认出我们，就好像他没给我们下过预言。
“吃的！”他说着伸出了舌头，然后用没有起伏的调子唱出一串词语，“吃，米饭，豆子，吃，面包，吃，那个，吗哪24，玉米，埃巴，甘薯，鸡蛋，吃。”他拿一个拳头撞击另一只手的手掌，继续有节奏地吟唱由“吃的”引发的歌。
“吃的，吃的，吃——的！吃这个。”他两个手掌拉开距离，比画着锅的形状，“吃，吃的，吃，吃——”
“这个好吃，”奥班比结结巴巴地说，“面包，吃吧，吃吧，阿布鲁。”
阿布鲁翻了个白眼，其灵活程度足以让最会翻白眼的人自愧不如。他从奥班比手里接过一片面包，咯咯地笑了，还打了个哈欠，就像为刚才说的一长串话点了个标点。他一接过面包，奥班比就瞪眼看我。等他后退到安全距离，我们拔腿就跑，一直跑过另一条街才想到停下。远处，一条繁忙的公路在田野里起伏。
“咱们别离他太远。”哥哥气喘吁吁地扶着我的肩膀说。
“好的。”我喘着气嘟哝了一句。
“很快他就会倒下。”哥哥低声说。他的双眼迸发出喜悦的光芒，而我的眼眶里却迅速填满了同情的泪水。母亲讲的阿布鲁吮吸奶牛乳头的故事跃上我心头。我想到，是贫穷把他逼到了绝路上。我们家冰箱里有成罐的牛奶，牛铃牌的，山峰牌的，罐子上都印着奶牛图案。我想，也许他一罐也买不起。他没钱，没衣服，没父母，没房子。他像我们在主日学校里唱的歌里的鸽子：“看那些鸽子，它们没有衣服穿。”它们没有花园，但上帝在看着它们。我想，阿布鲁就像那些鸽子，我同情这个疯子，有时候我就是忍不住。
“他很快就会死。”哥哥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们停在一个卖小商品的女人的棚子前面。棚子的隔栅上糊了纱，下面开了一个出纳窗口大小的洞，供她和顾客打交道。格栅上方挂着各种饮料、奶粉、饼干、糖果和其他食品。我们就在那儿等着，我想象阿布鲁会怎样摔倒在桥上，慢慢死去。在跑开之前，我们看到他把毒面包放进嘴里，胡须随着咀嚼颤动。现在我们又看到他了。他依旧扶着栏杆，正在朝河里看。有几个男人从他身边走过，其中一个回头看了他一眼。我的心漏跳了一拍。
“他快死了。”哥哥低声说，“看，他大概在发抖，所以那些男的才会看他。他们说，毒药发作的时候，身体会发抖。”
阿布鲁弯下腰，好像在朝桥面上吐东西，这似乎证实了我们的猜测。我想，哥哥是对的。我们看过好多电影，里面的角色吃了毒药后都会咳嗽，口吐白沫，然后倒地而亡。
“我们成功了，成功了。”他叫起来，“我们为艾克和波贾报仇了。我告诉过你我们能做到。我告诉过你。”
哥哥兴高采烈。他说这下我们可以安心了，那疯子再也不会烦扰其他人了。这时，那疯子一边跳舞一边拍着手朝我们走过来，堵住了哥哥的嘴。这个奇迹朝我们走来，手舞足蹈，唱着赞美诗，赞颂那位手掌被敲进九英寸长的钉子、将来某天会重返人间的救世主。我们跟着他，为他的生命力惊叹。他唱出的赞美诗把即将到来的夜晚驱赶进一个神秘的王国。我们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好长的路，路边的店铺相继关门。终于，奥班比一言不发地停下来，掉头朝家里走去。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已经认识到在血泊里浸过但没受伤的拇指和有一道血口的拇指是不一样的。他明白了，毒药杀不死阿布鲁。
蚂蟥钻进了哥哥和我的皮肤，对我们的悲痛消了毒，让我们的伤口无法愈合，但我们的父母逐渐好起来了。十二月底的时候，母亲脱下了丧服，回归正常生活。她不再动辄大怒大悲，蜘蛛们似乎也死绝了。因为她的康复，推迟了好多个星期的伊肯纳和波贾的追思弥撒终于在接下来那个星期六举行了——就在我们第一次杀阿布鲁失败五天后。那天早上，我们所有人，包括戴维和恩肯，都穿上黑色正装，挤进父亲的车里。这车前一天刚刚送到博德先生那里修过。他在悲剧中扮演的角色把他和我们家拉近了。他来过我们家好多次，有一次还带着他的未婚妻，那女孩前突的牙齿让她的嘴很难完全闭拢。父亲现在称他为“我的兄弟。”
弥撒上安排了告别歌曲、父亲对“男孩们”生平的简要回顾，以及柯林斯牧师一段短短的布道。那天，柯林斯牧师头上缠着纱布。几天前，他搭乘出租摩托车的时候出了事故。礼堂里都是邻居们熟悉的脸。他们中大多数是别的教会的会众。父亲发言时说伊肯纳是个男子汉，如果他活下来，他会成为众人的领袖。他这么说的时候，奥班比一直盯着我。
“我不会太啰唆，但伊肯纳是个好孩子。”父亲说，“他经历过很多苦难。我是说，魔鬼多次试图偷走他，但上帝非常守信。他六岁的时候，被蝎子叮了——”听众们发出一阵压抑的惊叹，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在约拉。”父亲继续说道，“才过了几年，他的一个睾丸被踢进了体内。这个事故的其余细节我就不透露了。只要记住，上帝一直与他同在。他的弟弟波贾——”这时，礼堂里出现了我从未经历过的沉寂。因为，站在教堂前面讲台上的父亲——我们的父亲，无所不知的男人、勇士、强人、总司令、体罚总指挥、知识分子、老鹰，开始啜泣。我难堪地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子。父亲的发言还在继续。然而这一次，他的话语像堵在拉各斯车流里的超载的运木材的卡车，在由他感人的演讲构成的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曲折前行，不时停一下，颠一下，往前滑几米。
“他本来也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男子汉。他……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孩子。他，如果你们认识他，他……是一个好孩子。谢谢大家今天能来。”
父亲匆忙结束了演讲，礼堂里的掌声久久不息。接着，赞美诗开始了。母亲一直在低声哭泣，用手绢抹眼睛。我为哥哥们哭泣，心头有一把悲痛的小刀缓缓划过。
在众人合唱“我心灵得安宁”的时候，我注意到周围有异常响动。过了一会儿，大家都开始把头往后扭。我不想扭头，因为父亲就坐在我们旁边，紧挨着奥班比。就在我纳闷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奥班比把头歪向我，低声说：“阿布鲁来了。”
我马上扭过头，看见阿布鲁站在礼堂中间，穿着一件沾了烂泥的褐色衬衫，上面有一大圈汗渍和污秽。父亲瞥了我一眼，用眼神命令我专心。以前，阿布鲁也来过教堂好多次。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牧师正在布道，他从门口的引座员身边走过，坐在女教众坐的长凳上。虽然会众们马上就意识到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牧师还是继续布道，守在门口的年轻的男引座员们则密切注意着阿布鲁。但他在布道过程中异常平静，还积极参与布道结束后的祈祷，吟唱赞美诗，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弥撒结束后，他悄悄离开了教堂，留下教众在他身后议论纷纷。后来他还参加过几次弥撒，多数时候都坐在女教众的席位上，激发了教众们的热烈讨论。有人认为，他赤身裸体，不适宜让妇女和儿童看到。还有人认为，教堂向所有人开放，不管他是赤身裸体还是衣着妥当，是穷人还是富人，是神志正常还是不正常，身份并不重要。最后，教会决定拒绝他入场。要是他靠近教堂，引座员就会拿棍子赶跑他。
然而，在我哥哥们的追思弥撒上，他让大家都吃了一惊。他趁人不备溜了进来，被发现时已经坐下了。因为这次弥撒比较敏感，长老们就让他留下了。仪式结束，他离开后，坐在他旁边的女人回忆说，他在做弥撒的时候哭了。她说，他问她认不认识这个男孩，还说自己认识他。那女人像在大白天见了鬼似的甩了甩头，说阿布鲁不断地念叨伊肯纳的名字。
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怎么看待阿布鲁出现在因他而死的两个哥哥的追思弥撒上这件事的，但我从回家路上的肃穆气氛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谁都不作声，只有戴维迷上了弥撒上我们唱过的一首歌，哼着曲调想要唱出来。时值正午，在这个居民以基督徒为主的镇子上，多数教堂都关门了，路上都是汽车。我们的车在拥堵中前进，戴维深情的歌声——由含糊不清的上颚音、错误拼读、只剩半截的单词、颠倒的含意和断章取义组成的神奇作品——在车里起到了镇静剂的作用。寂静似乎触手可及，好像车里多出了两个人——肉眼看不见的两个人。他们和我们坐在一起，也和我们一样镇静。
Whe pis lak’a rifa ateent ma so
Whe so ow lak sea billows roooooo
What eefa my Lord, if at cos me to say
It is weh，（it is weh）with ma so
It is weh，（it is weh）with ma so，（with ma so）
It is weh，（it is weh）with ma so.25
我们到家后不久，父亲就出去了，到半夜还没回来。母亲的恐惧上升到了顶点。她在屋子里像发疯的猫一样窜来窜去，后来又去了邻居家，告诉他们她丈夫失踪了。她的焦虑感染了好多邻居。他们都聚集到我们家，安慰她，让她耐心点儿，再等等，至少等到第二天再去报警。母亲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但父亲回到家时她已经焦急得快疯了。那时，其他几个孩子都睡着了，连奥班比也睡着了，只有我还醒着。尽管母亲再三恳求，父亲还是不肯透露去了哪里，为什么一只眼睛上蒙了绷带，只是拖着沉重的脚步进了卧室。第二天早上奥班比问起的时候，他草草打发了他：“我做了个白内障手术。不许再问。”
我用咽唾沫的方法拼命压下涌上心头的无数疑问。
“你之前看不见东西了？”过了一会儿，我问他。
“我说了。不，许，再问！”他厉声喝道。
然而，那天他和母亲都没去上班。这个事实本身告诉我，他一定出了很大的问题。接连的悲剧和工作大大改变了父亲。他和以前不一样了。拆除绷带后，那只眼睛再也没法像另一只眼睛一样完全合拢。
奥班比和我整个星期都没出去找阿布鲁，因为父亲一直在家听音乐、看电视、阅读。哥哥一再诅咒那个害得父亲必须待在家里的叫“白内障”的病。有一次，父亲正在看电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西里尔·施托贝尔播报的黄金时段新闻，奥班比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去加拿大。“明年年初。”父亲冷淡地回答。屏幕上火光四起，一片混乱，后来镜头又切换到了一片冒着黑烟的焦土上，那里散落着一些烧焦程度各异的尸体。奥班比还想说些什么，但父亲举起张开的手掌制止了他。播音员说：“由于此次不幸的陰谋破坏活动，我国的石油日产量减少了一万五千桶。为此，阿巴查将军的政府希望公民们看到加油站又排起长队时不要惊慌。短缺是暂时的。不过，政府将及时严惩任何歹徒。”
我们耐心地等着，没有打搅他，直到有个男人出现在屏幕上，从上至下刷他的牙齿。
“是一月吗？”那人一出来，哥哥赶快问道。
“我说了‘明年年初’。”父亲咕哝了一句，垂下眼睑，有毛病的那只眼半开半闭。我不由得想到，父亲的眼睛究竟怎么了？我曾经听到他和母亲吵架。母亲指责他撒谎，说他根本没有得白内障。我想大概是有什么虫子钻进了他的眼睛。想不出究竟真叫我痛苦。我有种感觉，要是伊肯纳和波贾还活着，他们比我聪明得多，一定能找出真相。
“明年年初。”回到我们卧室时，奥班比咕哝了一句。然后，他的嗓音像骆驼卧倒一样低了下来，又重复了一遍：“明，年，年初。”
“那一定是一月喽？”这个猜测让我窃喜。
“是的，一月，那意味着我们没多少时间了。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时间。我们没多少时间。”他摇摇头，“只要那个疯子还能大摇大摆地四处乱走，我到了加拿大，或者任何地方，都不会开心。”
虽然我很小心，不想激起哥哥的怒火，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可是，我们试过了。他就是死不了。你说过的，他就像鲸——”
“谎言！”他大叫一声，一颗泪珠从红红的眼眶里滚落下来，“他是人，他也会死。我们只试了一次，只为艾克和波贾试了一次。我发誓，我一定要为哥哥们报仇。”
这时，父亲高声叫我们去洗他的车。
“我去。”哥哥的声音降了下来。
他用一块布擦干眼睛，然后拿泡在水桶里的毛巾擦车。完工后，他告诉我，我们应该试试“刀子计划”。那个计划是这样的：我们在深夜偷偷溜出房间，去疯子住的卡车，拿刀子刺死他，然后逃跑。他的描述吓到我了，但我的哥哥，这个悲痛的小男子汉，已经锁上了我们的房门，点燃了香烟——距他上次抽烟过去很久了。虽然没停电，他还是关了灯，好让父母以为我们睡了。此外，虽然晚上有点儿凉，他还是开着窗，往窗外吐着烟圈。抽完烟，他转身小声对我说：“就是今晚。”
我的心漏跳了一拍。附近有人在放熟悉的圣诞歌。我恍然大悟，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三日，明天就是圣诞夜。这个圣诞节同以往大不一样：陰冷暗淡，平静无波。这个季节每天早上都起雾。等雾散了，空中悬浮着一团团灰尘。人们给屋子内外都挂满了圣诞装饰。电台和电视台滚动播放圣诞歌。有时候，大教堂门口的雕像——就是阿布鲁猥亵了原来的雕像后新立的那一座——会接通电源，身上披挂的五彩饰品顿时熠熠生辉。许多人视之为我们区圣诞节的高潮。人人都笑容满面，虽说商品价格，主要是活公鸡、火鸡、大米和圣诞菜谱里需要的其他花哨的配料的价格，涨到了普通人买不起的地步。我们家一点儿都没有受到影响。没有装饰。没有准备。以前我们过日子时自然而然就有的东西似乎都被叫悲伤的大白蚁给咬坏了。现在的我们家成了过去的我们家的影子。
“今晚，”过了一会儿，哥哥又开口了，他的眼睛盯着我，脸上其余部分只看得清轮廓，“我已经准备好刀子了。等确定爸爸妈妈睡着了，我们就从窗口翻出去。”
接着，他对着升腾的烟气吐出了几个字：“我会一个人去吗？”
“不，我和你一起去。”我结结巴巴地说。
“好。”他说。
虽然我很想让哥哥爱我，不想再让他失望，但我不敢在午夜时分去找那个疯子。晚上的阿库雷很危险，就连大人们对天黑以后能去哪儿都很讲究。就在上学期末，伊肯纳和波贾去世前，学校晨会上宣布了一件事：住在我们街上的我的同班同学伊雷巴米·奥乔的父亲被持械抢劫的人夺去了生命。我很纳闷，为什么还是个孩子的哥哥不怕夜晚呢？难道他不知道夜晚外出的危险？难道他没听说过这些事？再说，那个疯子，那个魔鬼，说不定知道我们会去，正等着呢。我想象阿布鲁拿起刀子刺向我们，不寒而栗。
我从床上起来，说我想去喝水。我来到客厅，父亲仍旧坐在那里看电视，双手交叠放在胸前。我从厨房的水桶里倒了一杯水喝下去，然后坐在父亲旁边的沙发上。父亲朝我点点头，表示他知道我来了。我问他的眼睛好了没。“好了。”他说着转头去看电视。电视上有两个穿西装的男人在辩论，背景是一幅写着“经济事务”的海报。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可以不用和哥哥一起出去。我从父亲身边拿起一张报纸读起来。父亲最爱这个了；他赞赏每一个获取知识的举动。我一边浏览报纸一边向父亲发问。他的答案都很简洁，而我想要他讲得长一些。于是我就请他讲他叔叔上战场那天的事。父亲点点头讲了起来，但他困了，哈欠一个接一个，所以还是言简意赅。
他这次讲的和他以前回忆的一样：他叔叔埋伏在公路边的树丛里，袭击尼日利亚士兵的车队。他叔叔及其战友们先开火。对方士兵不知道子弹是从哪儿射来的，就胡乱朝着空无一人的森林射击，最后都被打死了。“所有人，”父亲会强调，“无人生还。”
我把视线转回到报纸上，又读了起来，心里暗暗祈祷父亲不要太早回卧室。我们已经交谈了一个小时，现在都快十点了。我不知道哥哥在做什么，会不会来找我。后来父亲睡着了。我关掉灯，蜷缩在沙发上。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听到开门的声音，然后客厅里有了动静，一直蔓延到我的沙发后面。接着，我感觉到他的手在摇晃我，先是慢慢地，然后就用上了力气，但我仍旧一动不动。我正想假装打个呼噜，父亲动了动，我沙发背后有东西飞快地动了一下——大概是哥哥俯下了身子。后来，我感觉到他慢慢爬回了我们房间。我等了一会儿才睁眼。父亲的姿势很奇怪。他睡着了，头歪在椅背一侧，双臂松松地垂在身侧。邻居家明亮的黄色灯光常常越过院墙照进我们家，今晚也透过没拉上窗帘的窗户照亮了他脸上一小块地方，让他看起来像是戴了面具：一半黑，一半白。我看着父亲的脸，直到觉得哥哥应该已经走了才入睡。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告诉哥哥，我去喝水的时候被父亲叫住谈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哥哥一言不发地坐在他的老位置上，看一本书。那本书的封面上有海有山，海上有一艘船。他一只手支着头。
“你杀了他没有？”房间里安静了很久之后，我问道。
“那傻子不在。”他的话让我吃了一惊。我没想到会是这样，但哥哥看起来没怀疑我，我的花招奏效了。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要骗他，从来没有。不过，哥哥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等我我不来，他就一个人带着刀子出去了。他慢慢地走近疯子的卡车——那天晚上的那段时间，街头没人，一个人都没有——但疯子居然不在！哥哥很愤怒。
我躺在床上，思绪飘到了过去。我想起有一天，我们钓到好多鱼，多到伊肯纳抱怨背痛。当时我们坐在河边，一遍遍唱着渔人之歌，就像那是一首自由之歌，唱得嗓子都哑了。那天傍晚余下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唱歌。夕陽挂在天空的一角，光线浅淡得像从远处看见的少女的乳头。
之后好多天，哥哥都因为计划接连的失败而闷闷不乐。圣诞节那天午饭时分，父亲讲到他为了我们的行程已经给他的朋友汇了多少钱时，哥哥呆呆地望着窗外。“多伦多”这个词像仙女一样在饭桌上起舞，让母亲满心喜悦。看起来，父亲——正半闭着一只眼睛——为了母亲，经常提及这个地方。新年前夜，尽管有军政府州长安东尼·奥涅鲁格布伦颁布的禁令，鞭炮声仍响成一片。哥哥和我待在卧室里，默默沉思。以前，我们会和两个哥哥一起到街对面放鞭炮，有时候还会跟附近的孩子来一场鞭炮大战。今年不会了。
按照传统，新年前夜应该去教堂望弥撒，于是全家人都挤上父亲的车子，来到教堂。那晚，教堂挤满了人，连门槛上都站了人。每逢节日前夜，人人都上教堂，连无神论者也不例外。那晚充斥着迷信，人们害怕英语里那些以“ber”结尾的月份的守护恶灵会竭力阻碍新年的平安到来。人们普遍相信，在那几个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有记录可查的死亡人数超过一年里其他月份死亡人数之和。26大家都害怕拿着镰刀的恶灵在大地上徘徊，寻找最后的猎物。午夜十二点，牧师宣布我们正式迈入一九九七年，教堂里人们发出幽闭恐惧症患者般的尖叫。他们欢呼着“新年快乐，哈利路亚！新年快乐，哈利路亚！”，又是跳又是相互拥抱，连陌生人都可以抱在一起。他们晃动身体、吹口哨、温声细语、唱歌、叫嚷。教堂外面，阿库雷统治者奥巴的王宫那边放的烟火——没什么破坏力，不过是带闪光灯和人造闪电效果的火箭——照亮了天空。事情一向如此，不管发生了多少事，世界仍循着旧的节奏向前。
圣诞精神要求大家忘记悲伤。然而，悲伤就像白天缩到窗边角落里的窗帘，耐心地熬过明亮的白天，一等夜幕降临就回归原位。总是这样。我们会从教堂回到家，喝胡椒汤，吃海绵蛋糕，再喝些软饮料。父亲会像往年一样播放拉斯·基默诺的录像，然后新年舞会开始。
戴维、恩肯和我同哥哥一道起舞。哥哥忘记了我们的失败，甚至我们的使命，随着拉斯·基默诺的雷鬼音乐的断音节拍有节奏地跺脚。奥班比，我名副其实的哥哥，在灯光下起舞，母亲为他加油喝彩。那一天，他像大多数人一样寻求暂时的解脱。他的悲伤可能潜到了地底，让他沉浸在赐福的喧闹中。黎明时分，整个镇子的人都睡了，街头复归平静，天空一片安宁，教堂空无一人，河中的鱼儿也已入眠，轻风拂过柔和的夜色。父亲在大沙发上睡着了，母亲带着两个小的在卧室里睡着了。哥哥倒退着走出院门，窗帘回归原位，在他背后合拢。接着，黎明就像来自地狱的扫帚，扫走了节日的碎屑——随节日而来的安宁、解脱，甚至毫不作伪的爱，就像扫走派对结束后地板上散落的五彩纸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