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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习和了解浙江发展的经验，更新观念，转换脑筋，抓住西部大开发和“两站”建设的机遇，实现昭通跨越式发展。年10月11日至年10月19日,由市委王书记、市政府曹副市长带队，有市直相关部门及十一县区主要领导参加的一行20余人赴浙江学习考察。通过这次考察学习，对浙江几个市的发展有了一些初浅的认识，实际领会了他们在发展中政策的开放与灵活，人的聪慧与自强，干部敢创新、善创新的精神，进一步深化了对我们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重要性的认识，坚定了依托溪洛渡电站建设，加快永善社会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一、考察学习的基本情况
这次学习考察了浙江杭州、绍兴、诸暨、义乌、温州。我从接到参加考察的通知后，自己就把重点定位在温州。在一些资料上曾看到改革开放20多年来形成了影响中国发展的“三个模式”，即“温州模式”、“深圳模式”、“苏南模式”。因此，有幸参加由市委主要领导带队的考察组，到了三大模式之一的“温州模式”的发源地，理应花更多的精力作一些深层次的学习与了解。从杭州到温州沿途听取了所到地方党委或政府的情况介绍，同时参观了杭州的娃哈哈集团，绍兴的袍江工业区，环城河整治，喜临门集团，诸暨的服装业、五金业、大唐袜业，中国珍珠之乡，义乌的大市场，温州的正泰集团及柳市电器、永中阀门、市区服装、打火机、鞋革等生产基地和市场。一路走、一路听、一路看、一路思考，启迪最深的还是温州。据介绍，20多年前温州“三少一差”突出：一是国家投资少；二是人均耕地少（0.4亩）；三是资源少，交通条件差，在沿海地区发展也是较为滞后的。20多年后的今天，温州发展了，崛起了，创造了温州模式，成为全国发展的领路典型之一。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温州的发展如此之快呢？靠的就是温州人崇尚的精神，即“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我发展，自强不息”；靠的就是温州精神，即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放手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
二、学习考察的主要收获
这次学习考察把聚焦点集中在温州，主要带着三个问题去寻求解答：一是温州经济的特点；二是通过学习考察主要有什么启示；三是应该学习“温州模式”的什么基本精神。
（一）温州区域经济的主要特点
通过学习与了解，我自己对温州经济是这样认识的：在经济发展的主体上，如投资主体、经营主体、生产主体和承担风险的主体是千家万户，而不是依靠少数人；在产品的销售方式上，市场建在国外、国内，在全国设立了成千上万的温州城、温州街、温州店和温州专柜进行销售；在发展经济的活动方式上，不是单守在家门口办企业和做生意，而是走南闯北，四海为家，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在生产力的分布方式上，不是把生产力分散在一个个山沟里，而是集中在建制镇，把经济建设与城镇的发展结合起来等等。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是温州的区域经济是以民营企业作为主要增长点的经济。为了养家糊口，具有传统流动和经商意识的温州人开始三五成群走出去。70年代中后期已有十万供销大军大踏步走向全国；82年当地民营企业“八大王”入狱，民营企业发展受到挫折；84年“八大王”平反，温州迎来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春天，干部群众放开手脚，投入了商品经济的滚滚洪流，开始走上了以“小商品、大市场，小规模、大协作，小机器、大动力，小能人，大气魄”为主要特征的治穷致富、发展商品经济的新路子。温州的民营企业就是以起初的“人无我有”（即放手发展个体私营、家庭工业），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人有我转”（即发展股份合作制），发展到现在的“人转我好”阶段，标志着温州民营经济迈上现代企业制度。目前，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以自然人投资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这些被称为“民营经济”的企业的数量和产值均占全市90%以上，基本形成了“企业优胜劣汰，经营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技术不断创新”的灵活的经营管理机制。民营经济在温州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温州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部分，拓展市场的开路先锋，社会就业的主要载体。
二是温州区域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作为运行基础的经济。多年来，温州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在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市场体系完整性，市场竞争特色性，市场发展动态性，市场规模效益群体性，市场机制作用渗透性等自身特点和优势。特别是商品市场“在发展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新发展”。由过去企业依赖专业市场推销产品为主转向专业市场和企业直接推销并举；由过去有形市场为主转向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并举；由过去内销为主转向内销外销并举。走遍全国的200万温州人，一边挣钱，一边传播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意识和本领。他们在依靠勤劳苦干逐渐富裕起来的同时，影响和带动更多的当地人走向勤劳致富之路，除了带动平原城镇人员务工发展二、三产业，也间接地带动了温州本地农村劳动力的梯次转移。实现了平原种田的外出做工，山上苦熬的下平原种田。
三是温州区域经济是典型的区域性规模经济。温州经济以市场为导向，通过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合作，把分散的中小规模为主的企业连接起来，形成了块状经济。服装、打火机、鞋革等都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生产、销售基地。区域性规模企业群体、区域性规模生产基地、区域性规模品牌效应、区域性规模市场体系，产生了区域性规模效应，使温州民营企业不仅有“小”的活力，同时形成“大”的实力，具有很强的市场适应性和较强的竞争力。
四是温州区域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温州的成功，第一是靠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第二是温州人穷则思变；第三是温州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底蕴。这种文化底蕴，兴起于北宋，形成于南宋的永嘉学派，它的代表人杨叶适，他们提出了一个事功学说，主张惠工通商，这种文化底蕴就影响了一代一代的温州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物化在温州人的身上，表现为人人都想当老板，形成了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精神。正是因为拥有这种精神，来自千家万户的温州人，跑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用了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挣了千金万银。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温州人“不找市长找市场”，全力发展商品经济。就连下岗职工也是个个奋勇，人人争先，“不找市长找市场、不言下岗言转岗”，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因此，温州的企业是我要干，而不是人家要我干，所以是主动的。它有一种内在的冲动，也就是温州企业建立了内在的动力机制。
（三）学习考察的主要启示
启示之一：“温州模式”的可贵之点在于：温州人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人们不安于现状，不墨守成规，不满足于贫苦的生活。为了追求财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人们十分勤劳，善于学习，甘于吃苦，敢于冒险，勇于进取，无论到哪里都能扎根，生存发展。而我们这些地方，在历史上就没受到过或很少受到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农业文化根深蒂固，计划经济的秩序又成为不可逾越的陈规，人们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等方面与温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温州人不远千里到那里开发廊、办服装店，甚至摆修鞋摊，在那里发现赚钱的机会，而当地人却对眼前的机会视而不见，或者虽然看到了，却不屑于干、不愿意干，或者不会干而又不去学。学习温州，首先要学习和培育市场经济的文化，学习温州人的创业精神。
启示之二：从温州经验看，要发展民营经济，最重要的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宽松环境，让人们自己去闯、去创业、去克服困难、去承担风险。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市场经济的文化。要知道，在温州发展民营经济之初来自各方压力很大，也做过一些不利民营经济发展的事。例如，把最早创业的“八大王“投入了监狱，也多批次派干部到温州“灭火”等等。那时，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政府不可能给民营经济以优惠政策，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却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民营经济的火越烧越旺。而在我们这些地方，决策层尽管千呼万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但在相当一个层面的部门或干部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设卡，处处干预；或者是把民营经济当作“唐僧肉”，各个部门都要去“吃”一口，这是其一；其二是面对招商引资，高喊开放开发，欢迎你来投资，但是不主动出击，而是坐等上门。后来又觉得人家是来赚钱的，心理不平衡。所以，可以对你热情，也可以不热情，吃、拿、卡要随之产生。学习温州，就是一定不要怕“肥水流进外人田”，特别是不要怕别人赚钱。
启示之三：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温州在干某件事情，不是看有没有文件，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看实践中需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只要实践中需要的而且又能做通的，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做，有文件的照执行，没有文件的创造文件，实践与文件有抵触的，绕道走，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实践“三个代表”和认真落实发展是硬道理。如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农民城，从异地回温州没航班就包机，自己开辟航线，异地商场不上温州货，自己就租柜台卖自己的货；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被列为私有制的样板，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制，既解决规模小的问题，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这个思维的特点是：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你旁人怎么讲，我都要试试看。试不成拉倒，试成了就要千方百计地坚持下去。而我们这些地方由于受落后的官本位的影响，不少人的思维的特点是唯实的少，唯书、唯上的多，做官讲保险，责任找落脚点，讲话发言讲安全感，导致敢闯的难闯、想试的难试……
（四）应该学习的基本精神
1、温州人淡漠于意识形态之争和热衷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生生不息的推动力量。这种力量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繁荣，也是整个现代文明的进步。温州人勇于承认自己的追求物质的动机，这比他们已经取得的那些物质成果更加重要。只要尊重、鼓励、保护广大群众的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群众自己会找到致富之路。
2、温州人的基本精神还在于：为了致富、为了创业，要不断追求、不断开拓、不断前进，永不满足。由于传统的影响，我们这些地方的人们往往安于现状，很容易满足，日子过得好一点，就“小富即安”，不想再干了，沉溺于搓麻将，上饭馆。
3、温州人的基本精神还在于：为了致富，人们异常勤劳，敢于冒风险，工作不挑捡，努力学习本领，善于适应环境，即使极端偏远、极端艰苦的地方，都有温州人在奋斗，在创业。但我们这些地方却不一样，人们也想生活过得好，但又图舒服，甚至宁愿失业也不愿干那些“苦累”之活，甘愿在当地受穷也不愿到外面去闯荡，寻找发展的机会。
4、温州人的基本精神还在于：讲双赢重诚信，温州人做生意，既彼此竞争，又较为团结互助，不是想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你好、我也好，共生且共荣。所以温州的所有制结构是多元的，经营主体是多元的，它的市场也是多元的，东方不亮西方亮。因此，温州的灵魂是创新，商业文明的核心是诚信，经济格局的特点是灵活，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是多元。
三、围绕大电站，推进产业布局大调整，实现县域经济大发展
溪洛渡电站建设的机遇已来临，如何实现服务与发展共赢，在支援溪洛渡电站建设的前提下，如何使移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为此，重点思考了三个问题：一是要转变观念，创造性地做好移民工作；二是要加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实现农民增收，把产业做强做大；三是强化城市建设与管理，做大城市容量，做美城市环境。当前，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深化认识，转变观念，创造性地做好移民工作
征地移民工作是当前的焦点、难点。自今年四月孟连协议签定后，在施工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多批次的移民群众上访，游行、张贴小报、辱骂干部、围攻深入移民区做工作的工作组。针对这些问题，县委政府先后召开干部大会、移民亲属机关干部座谈会、老干部会等各类会议，多次从乡镇及机关抽调200多名干部坚持长达四个多月的工作；还组织了老干部代表、移民代表到孟连考察。经过多方面的思想发动，贴近群众，交心谈心，移民群众由抵触到理解、到配合进行实物指标复查。9月18日开始历时两个半月，全面完成了施工区移民的实物指标现场调查工作，现正进行归类，分析、利用。当前，重点是争取政策、组织内外迁。在移民政策的争取过程中，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深思：一是移民搬迁的宗旨“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二是土地是强国富民、安天下的大事，移民没有能养家糊口的基本土地，将产生长期的不稳定；三是移民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历史性、长期性、社会性、群众性、国际性，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把握；四是面对电站建设，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应该是在业主与移民利益分配上找到最佳结合点。既要积极而为，大力支持，又要维护移民的应得利益。五是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应学习温州敢创新、善创新的精神，现有标准是十几年前制定的，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移民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关键在政策的合情、合理、科学，老百姓最讲实惠，施工区移民已为电站建设作出了牺牲，应得利益兑不了现，既搬不出，也稳不住。县委、政府有决心和信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恳请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二) 立足资源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随着溪洛渡电站筹建工作进展加快，给永善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永善的“支持与服务”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要根据溪洛渡电站建设需要和目前的消费水平、消费习惯、健康需求和消费趋势，结合资源优势，从资源、市场、时空综合考虑，重点抓好有市场、有特色、效益好的产业群体，提升产业品位，使产业结构调出规模，调出“亮点”，调出“卖点”，迅速把产业做强做大，做出特色。在机制上要坚持政策带动、龙头企业和营销大户带动、项目带动、科技示范带动及专业村、专业户带动战略，培植一批种植、养殖示范大户和龙头企业，走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种养销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坚持江边、高二半山、高寒山区分类指导，分层发展的原则。
在高寒冷凉地区，突出以经营管理体制创新、技术创新为动力，发展养殖业为主，努力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大力发展羊、肉牛，依托“云南半细毛羊”品种资源优势，在马楠、茂林、伍寨、码口等乡（镇）建设半细毛羊扩繁基地；大力推广“公司+农户”和“借母还儿、产子分成”的成功经验；减少高寒冷凉片区生猪饲养比例，减轻人畜争粮、争地压力；种植业中，以优质脱毒洋芋为主，其它作物为辅。在二半山区，以发展粮食作物、生猪为主，解决群众致富的问题。在江边河谷地区，以发展规模化经济作物、经济林果为主，解决群众率先奔小康的问题。
围绕建设“沿江百里绿色产业经济带”，抓好“三群两基”建设。
——发展壮大以生猪、家禽、牛、羊为主的畜牧产业群。二半山以生猪、家禽为主，适当发展厩养山羊、肉牛，充分利用二半山粮产丰富，桔杆数量大的优势，大力普及生化、氨化饲料，科学饲养，最大限度地提高出栏率和商品率，与高寒山区羊、肉牛合力形成畜牧产业群。同时，扶持发展肉制品加工企业，带动产业群的发展。
——发展壮大以魔芋、砂仁为主的经济作物产业群。把魔芋、砂仁发展成为经济作物中的龙头产业，用以带动油菜籽等作物的发展。充分发挥“金江魔芋”、“金江砂仁”的优质品牌效应，扩大魔芋种植面积、巩固砂仁面积，提高产量和品质，强化系列产品的精、深加工，提高附加值，增加财源，达到富民、壮乡、强县的目标。
——发展壮大以花椒、脐橙为主的经济林果产业群。以江边干热河谷地区为主，充分利用沿江自然资源，以金江花椒、红桔、脐橙的品牌效应，做大做强优质金江花椒和以脐橙为主的水果产业，在规模和加工上大做文章，采取优惠政策，扶持发展１—２户龙头企业，提高附加值。带动核桃、板粟、白蜡虫等产业以及二半山区的速生丰产林的发展，走可持续发展路子，从而达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
——培植蔬菜基地。随着溪洛渡电站筹建工作的进一步拓展，施工队伍和外地商人陆续进入县城，蔬菜、肉食等食物供应问题已成为迫切而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分两期规划建设４万亩蔬菜基地，年提供商品蔬菜８万吨。
——优质粮基地建设。以二半山区为主，增加投入，提高科技含量，优化粮食品种结构，以优质大米和优质玉米为主，其它杂粮为辅，狠抓农技措施推广，努力提高单产，增加复种指数，使有限的耕地发挥出更大的效益。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在具体措施上，一是转变观念，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出发点，树立“竞争农业”新理念。进一步深化对县情、乡情镇情的认识，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退耕还林结合起来，与农业基本建设结合起来，与扶贫开发结合起来，与推广农业科技结合起来，抓好优势农产品的布局，培植优势产业，发展特色经济。二是遵循市场导向原则、因地制宜原则、农民自愿原则、生态平衡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优势产业向自然优势区域集中布局的原则、重点突破原则、择优发展原则、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原则、科技先导原则、龙头企业和能人带动原则。三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抓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发展壮大特色农产品基地，解决好培植优势产业，发展特色经济的问题。四是扶龙头、建协会、亲能人，解决好生产与市场的联接。解决好龙头连市场、龙头建基地、基地带农户的问题。建立农业专业协会、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加强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的自我服务。大力扶持营销大户，培育和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五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六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搞好服务，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层层落实责任，使每一个支柱产业，从规划布局、基地建设、品种引试、技术培训、生产加工到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都有人才、有措施，环环抓紧抓实，确保产业结构调整取得实效。七是抓好小城镇建设和劳务输出。把小城镇建设与农业产业化和非公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与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与开发利用地方优势资源、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培育壮大支柱产业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二、三产业向城镇集中，为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增收开辟更广阔的空间。八是讲文明，树新风，为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软环境。解决好文明言行、环境卫生、服务质量，特别是农村、集镇婚丧嫁娶中大操大办、讲排场、铺张浪费等方面的问题，破除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提高农村文明程度。
（三）强化城市建设与管理，做大城市容量，做美城市景观
为适应支持服务溪洛渡电站建设的需要，围绕构建“山城、水电、园林、湖滨旅游城市”的形象目标，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大力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坚持以人为本，突出特色，加大县城扩容改造力度，强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一是在规划管理上，坚持以规划为龙头，严格按规划确定的城市目标定位进行建设。已聘请重庆规划设计院完成了县城15平方公里总规和8平方公里建设性详规。根据规划，我县将在县城老城区的基础上，加快发展北片城区，积极配合三峡公司建设好电站施工生活区，着手开发南片新区，通过溪洛渡大道、振兴大街、民通路相连接，力争在五至十年内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布局和体系。
二是在开发模式上，坚持按照“组团、连线、成片”的思路，实行组团式开发与连片式发展相结合。
三是在资金来源上，坚持以市场化运作为前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广辟融资渠道，实行政府、企业和个人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多渠道吸引外来投资商和本地民间资金参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四是在土地的开发利用上，坚持把土地作为经营城市的一个重要方面，走以地生财、以财建城、以城招商的路子。对公益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鼓励性产业投资项目，实行协议出让，规划勘察成本、一级土地市场费、公共设施建设费完全由开发商承担；对经营性用地，一律实行拍卖；享受和兑现优惠政策，实行“收支两条线”，采取先征后扶持的办法进行。<?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浙江教育考察报告
4月1日至4日，陈伯禹副局长率中教、计财、社管办等科室负责人和泉州一中校长董介鼎到浙江省学习考察高中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经验。我们先后考察了嘉兴、杭州、萧山等市的中学，与学校的领导座谈，并向原温州市苍南县教育局长了解温州市的高中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1、嘉兴一中
嘉兴一中新校区现占地158亩，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总投入1.1亿元，于建成搬入使用。投资方式是全部由教育局担保向银行贷款，目前，名义上是一中向银行贷款，实际上还款由教育局负责。原校区占地60亩，建筑2万平方米，因满足不了嘉兴市区高中阶段入学的需求，嘉兴市对市区的高中校进行布局调整，把嘉兴一中原校区转让给嘉兴三中，准备把地处市中心的嘉兴三中校区通过土地置换，经评估有近1亿元，可以还嘉兴一中的银行贷款。
嘉兴一中两年前与一家丝绸公司合作创办嘉兴一中实验学校（民办），实行两校合办，两校设一套班子统一管理，实验学校的学生寄在一中校内，两校现共有72班规模，今年开始在一中新校区旁边征地90亩，正在基建，投资5800万元。实验学校注册资金1200万元，其余向银行贷款，其中丝绸公司入股资金800万元，一中出资400万元，但在计算股份时，一中的无形资产占300万元，因此合作协议中一中占总股份47%，丝绸公司占53%，合作期限为20年，合作期满，民办学校的财产按所占股份的比例分配。但实际操作方法是丝绸公司从注册的800万元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息，公司不参与学校管理，这种做法类似于学校是向丝绸公司借款800万元。
收费情况。一中招收一定比例的“三线生”（计划外的收费生），去年教育局批准招收84名，今年可能会增加，收费标准为：高中三年一次性缴费2—3万元，学杂费每年元；实验学校高中三年一次性缴费1万元，学杂费每年5000元，初中每年8400元。
招生办法。教育局规定小学升初中的学生不允许考试，学校普遍采用面试（综合测试）。
师资：教育局核定一些公办教师编制，工资由民办学校支付。
2、杭州源清中学（国有民办）
杭州源清中学是浙江省第一所国有民办学校，仿效上海市的做法，由杭州市的知名校长召集一些知名教师承办，现占地150亩，去年新校区建成，规划36个班，现有26个班。投资方式是教育局担保，学校向银行贷款6000万元，今年由教育局一次性划拨给学校万元，贷款由学校规划10年内还清本息，学校师资队伍包括原学校的公办教师和面向全国招聘的新教师，前两年教师工资由教育局划拨，第三年开始，教育局只给学校教师编制，所有教师的工资由民办学校上缴财政，通过财政发放给教师。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由杭州市物价局统一规定，一学期5000元。学校招生纳入优质高中第一批次录取。
3、登峰萧山六中
登峰萧山六中是由萧山六中与萧山登峰集团合作创办，占地257. 7亩，建筑面积6万多平方米，投资1.1亿元。其运作办法是准备成立一家教育投资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登峰集团现金注册300万元，萧山六中无形资产200万元，由登峰集团向银行贷款兴建新校区，学校成立学校管理委员会，教育局局长任名誉主任，登峰集团法人代表任主任，六中校长任副主任，登峰集团派人管理学校后勤。
登峰萧山六中实行一校两制，公办校要保证服务片区13万人口的初中升高中任务（每年6个班），合作后学校办学规模由原来的每年段6个班扩大到16个班；师资有两部份，老六中的教师保留公办教师身份，工资由财政发放，新招聘的教师有公办教师身份，工资由学校发放，市财政在前三年对招收的民办生按每班每年7.2万元标准补助；收费有两种标准，16个班中6个班按公办标准收费，10个班按民办收费，相当于三年1.8万元。
登峰集团与萧山六中合作办学伊始，市政府承诺，对于登峰集团从税后利润部分投入办学的资金，要从财政予以返还，但由于目前政策变动无法兑现，现由政府贴息偿还银行贷款，学校向教育局争取由财政支付教师工资。
4、温州教育情况介绍
浙江省教育学院后勤公司副经理、原温州市苍南县教育局长陈先生特地向我们介绍温州市的教育改革情况。
（1）温州中学（温州51中）
温州中学现占地300亩，投资3亿元，去年建成，老校区盘活给实验小学，靠原温州中学积累的多万元起步，再建母子校，对外称温州51中（高中），按民办机制运作，两校合一，现已开办五年，30个班的规模，面向全市招生，收费标准为每学期3800元。
（2）苍南县的教育改革
苍南县于五年前就实行高、初中分离，全县现有18所中学，其中3所民办学校，公办中学完全实行校长负责制，由校长组建班子，教育局加强宏观管理。3所民办学校体制不同：龙岗二高（公办）与振青外国语学校（民办）合办，政府占40%，私人占60%，财政拨款100万元，五年内教育局分配给民办学校的公办教师占80%。今年开始，公办教师工资要与财政断奶；灵溪三高与求知中学联办，只招收2班公费生，其余按民办标准收费；树人中学，纯民办学校，在师资、生源质量都缺乏优势，办学效益不佳。
二、几点体会
1、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座谈中我们了解到，浙江省全省目前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已达80%以上，省城、市区普及率高达90%以上。浙江省教育事业如此发达，一方面是浙江省地灵人杰，文化底蕴深，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发展迅速，为教育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再一方面是得益于民办教育发展迅猛，这几年民办教育发展对浙江省各类教育事业的高度普及功不可没。非常明显，浙江嘉兴、杭州、萧山等市的教育发展程度比我市要高得多，是我们学习、追赶的目标。
2、思想开拓，观念更新，富于创新。浙江人“敢闯”意识非常强，对国家的法律法规理解非常透彻，而且用好用足用活国家的法律法规，按照他们所说的：“只要国家法律法规没有说不行的都是行的”。从座谈及实地考察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浙江省教育行政部门的做法和得力措施在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教育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又显得具有先进性、前瞻性、灵活性。
首先是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浙江省能立足现实，在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无法满足教育事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发达、投资办学热情高的优势，早在几年前就率先发展民办教育，而且在民办学校起步阶段，从师资、资金等方面予以扶持，帮助民办学校茁壮成长，形成了一大批优质民办学校。现在的民办教育占各类公办教育的比例非常高，极大地弥补了财政投入教育的不足；
其次是真正做到“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通过各种招生政策甚至最早违规举办“校中校”，积累了不少的资金，为扩大办学规模、增加优质教育资源和高度普及各类教育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第三，科学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整合。嘉兴一中是一所百年老校，名人辈出，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沈雁冰（茅盾）、郁达夫、查良庸（金庸）、“两弹一星”功勋屠守锷院士、原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原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等，连同十几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都是该校的校友。由于一中办学规模不能满足高中阶段入学的需求，学校通过资产置换，异地重建并与企业合作办学，这种做法没有遇到任何校友和社会的反对和议论，现在的一中不但办学规模扩大了两倍多，而且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得到增加，而类似一中这种做法的学校在嘉兴就有四所。杭州源清中学、萧山六中都是采取重新布局，进行资产转换，从而扩大了办学规模，增加了优质教育资源。
第四，通过政府贴息，学校向银行贷款，适度超前发展。我们考察的几所学校相当部分学校是由教育局担保，政府贴息，学校还贷。
从经济发达程度与对教育的投入比例来讲，泉州可能无法与浙江省的嘉兴、杭州、萧山等市相比拟，但从其具体做法和主要措施来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举一反三，泉州市的高中阶段普及率才达到50%左右，像泉州一中、五中等重点中学都面临着办学规模小，无法满足市区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矛盾，随着泉州市区东扩和南移，市区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仿照浙江省的做法来操作，并且充分发挥我市民营资金充足的优势，发展民办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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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经济快速发展，民营企业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浙江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出现令世人瞩目的“温州模式”、“浙江现象”。民营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为浙江创造了良好的授信环境，使浙江金融机构的授信业务和其它金融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又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务和资金支持，民营企业与金融业务相互促进，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
以“温台（台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民营企业起源于家庭作坊经济， 其发展的进程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浙江沉眠已久的工商文化和敢于闯天下的民风迅速绽放，温州等地的千家万户各起炉灶，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家庭作坊经济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同时，温州等地的市场推销人员走向全国各地，温州当年的十万供销大军“来自千家万户，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赚来千金万银”，在推销当地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的过程中，既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也实现了最初的资本积累。第二阶段为90年代中后期，部分家庭作坊经济开始走向股份合作制，加强了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联合，家庭作坊经济走上公司制的道路，民营公司初具规模，同时，一些专业市场和块状经济初步形成。第三阶段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民营企业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实力大大增强，出现大批极具规模和品牌效应的集团式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规模和经济份额上都占据浙江经济的绝对优势，浙江经济已成为民营经济的天下。
杭州湾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历程有所不同，但终究殊途同归。80年代这些地区的经济基本为“苏南模式”， 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经济蓬勃发展， 到80年代末期已形成一定规模。进入90年代，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产权改革，通过职工参股、企业拍卖等方式，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大量转制为民营企业，经济结构由“苏南模式” 转型为“温台（台州）模式”，民营经济占据了绝对优势。由于这一地区民营企业的特殊发展历程，使其民营企业的规模比温台地区要大，而其企业机制比苏南更为灵活。
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发展， 民营经济在浙江各地遍地开花，除少数基础性行业外，竞争性行业已完全民营化。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浙江民营企业总数占浙江全部企业总数的98%，民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82%,民营企业产值占浙江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3%，浙江经济已成为民营经济的代名词。
二、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征
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浙江民营经济呈现出与其它地区民营经济所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造就了浙江经济的强势和特有活力，也为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草根经济。现在，人们喜欢将浙江民营经济俗称为“草根经济”。 它指的是浙江民营企业都是土生土长， 在家乡本土成长壮大。浙江民营企业是浙江农民在离乡不离土的家庭作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业，与开放地区的外来经济所不同的是，它生于本土， 长于本土，扎根于本土。即使今天，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起来后，业务扩展到各地，其公司总部、生产基地、资金中心仍然扎根于本土。
2、块状经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块状特征尤其突出，各地形成了自已的特色经济和主导产业，地区分工明显，各地区的主导产业在浙江、全国仍至世界都较为突出。如义乌小商品城、绍兴轻纺城、宁波服装、永康五金、嵊洲领带、海宁皮革、永嘉钮扣、苍南商标。块状经济弥补了浙江小企业、小商品经济的不足，通过地区专业化、规模化使小企业、小商品得以做大做强。
3、专业市场发达。在块状经济的基础上，浙江各地组建了一系列的专业市场，为地区主导产业服务，如义乌小商品市场、永嘉钮扣市场、永康五金城、宁波服装市场、苍南商标城等已成为全国性的专业市场。专业市场的发达为民营企业提供了良好的供销渠道和市场信息，使浙江民营企业站在了同一产业的市场前端。
4、地区发展较为均衡。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是地区不平衡。而浙江民营经济在各地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不管是杭州湾地区的宁波、绍兴，还是南部山区的温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义乌、永康、东阳，民营经济都较为发达。民营经济的遍地开花使浙江地区经济整体上得到较为均衡的发展，经济的有效腹地比其它省份大。
5、中小企业为主体。发源于家庭作坊的浙江民营企业日前绝大多数仍为中小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以下的占企业总数的92%。经营收入1亿元以上的企业仅占1%。浙江民营中小企业数量众多，经营灵活，市场反映灵敏，产销对路，相当多的企业还具有小而优、小而专的特点，企业效益良好。但这些企业也存在着家族式企业、管理水平不高、财务不规范、抗风险能力差的缺点。
6、制造业为主。浙江民营企业从家庭手工作坊发展而来，民营企业普遍从事的是制造业，其它行业的占比较少。浙江民营企业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劳实干做起来，目前经济中投机的成份已较少，从而使浙江经济的现有基础较为夯实。
7、小商品生产占较大份额。浙江民营企业有相当部分从事小商品生产，他们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利用自身低廉的成本优势将小商品做成了大市场，通过大市场的规模效应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低成本优势。这些小商品技术水平不高，市场竞争主要在于成本竞争，浙江民营企业的低成本优势得到强化以后，其它企业已很难与之竞争。这些小商品虽为传统产品， 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市场的波动性较小,浙江民营企业占领这一市场后，便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市场空间，企业经营相对稳定。
三、浙江民营企业发展造就的金融环境
金融业务的发展以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当地金融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颇具特色的民营经济和社会文化氛围为银行授信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近几年，浙江各家银行的授信业务发展较快，且授信资产质量优良，这些得益于当地以民营经济发展为基础而形成的良好授信环境。
江浙一带是中国最具历史文化沉淀的地区，由于历史的渊源沉淀，浙江地区民众具备较高的素养，民风崇尚荣誉，注重名声。进入工商社会以后，这种历史文化和民风渊源逐渐演化为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而浙江以民营企业为基础产生的草根经济将诚信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得到强化。浙江各地目前没有建立社会征信系统，但草根经济使浙江形成了天然的社会征信系统。由于浙江民营企业土生土长于浙江本土，企业、经营者、法定代表人的经营历程、资产情况、行业品行、历史信誉以及社会关系等授信信息能够得到比较顺畅的沟通，授信信息不对称的矛盾被草根经济所化解。 同时草根经济的特征使浙江金融机构很容易得到企业的动态信息，民营企业经营中的发展变化情况能够比较及时地传递到授信业务人员，从而使授信业务人员能够动态监控风险，随时根据民营企业的经营变化调整授信策略，采取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措施。因此，草根经济使授信业务建立在信息较为充分、及时的基础上，从贷前到贷后的整个业务流程中，授信风险的可控程度比较高，银行的主动性较强。
从微观经济环境来看，民营经济的特征使浙江的微观经济主体产权天然明晰，企业运作的深层次矛盾得到解决，经营者的责权利三者天然合一。 浙江的民营企业大多数仍为中小企业， 具有抗风险能力弱的缺点，但当地的专业市场、块状经济为浙江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其小商品生产具有独特的市场空间；大量的民营制造企业股东的投入较大，负债率普遍较低。浙江民营企业的特点为浙江金融机构授信创造了良好的企业微观环境，为浙江当地各银行优良的授信资产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浙江的民营企业在东南西北中遍地开花，促进了浙江经济整体上的均衡发展，从而为浙江金融机构创造了较为广阔的经济腹地。应当说目前浙江各银行授信业务的回旋余地比较大，业务发展的内涵与外延空间都比较广。
四、浙江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授信政策
浙江各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授信政策有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在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初、中期，民营企业基本为几大国有银行限制准入的客户，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对象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当时民营企业的信贷资金主要来自于地下钱庄和当地信用社， 温州等地民间融资非常发达。到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各股份制银行率先选择以民营企业为主要的授信支持对象并获得较快的发展；而国有和集体企业开始从经济竞争领域退出，由此使得一贯以国有和集体企业为支持对象的几大国有银行的发展落后于股份制银行， 且资产质量也远远落后于股份制银行并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到90年代后期， 浙江各国有银行转变了对民营企业的认识，加大了对民营企业授信的支持力度。进入本世纪，不仅大、中型民营企业得到各家银行授信的积极支持， 众多产品有市场的中小民营企业也成为各家银行信贷资金支持的对象。
由于浙江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及其独具特色的经济特征，当地各银行普遍看好民营企业。各家银行创新民营企业授信理念，调整传统的授信政策,再造授信流程，加强产品创新，加大对民营企业授信的投放力度。在对民营企业授信业务上，股份制商业银行方法更为灵活，措施更为有力，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投放力度比国有银行大。
在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客户战略上，浙江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提倡客户培植战略，广东发展银行浙江分行将之称为“种芝麻，抱西瓜”。对产权明晰的中小民营企业采取积极的培育政策，通过培育培植中小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分享中小民营企业成长壮大的成果，与民营企业共成长。部分银行将此政策具体化到绩效考核中，将中小民营企业培养成优质大户的相关业务人员、责任人将得到绩效奖励。在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选择上，坚持两个发展性和成长性原则，一是企业的经营具有发展性和成长性，二是银企业合作的的前景具有发展性和成长性；注重二种效益，一是客户提供的综合效益，二是客户提供的中长期效益。
针对中小民营企业担保难的问题， 浙江的股份制银行充分挖掘企业两方面的担保资源，加强业务创新。一是充分挖掘企业的资产资源，各种动产质押、仓单质押、应收款质押、品牌质押、知识产权的质押等等应有尽有； 二是挖掘企业的客户资源，通过客户的上下游企业和一些关系客户开辟担保渠道。
财务报表是授信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中小民营企业的财务报表不规范问题在浙江同样存在，但多数情况是企业的资产利润没有全部在报表中反映，浙江银行界称为信息良性不对称。针对民营企业财务信息的失真，商业银行没有固守财务信息，转而寻求民营企业的活信息。银行界在对中小民营企业进行授信调查和信用评级时，会认真调查企业用电量、银行结算量、企业现金流量、纳税额等活性信息，并将这些活性信息纳入企业信用评级指标体系。这些活性指标体系更能真实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的真实情况，从这些活性指标入手进行授信调查和信用评级既能更好地控制授信风险，也有利于中小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拓展。
在中小民营企业的行业政策和地区政策上，浙江银行界的民营企业授信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各行普遍把竞争过于激烈、产品替代性强的行业列为限制性行业，对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产业予以支持。一些专业市场发达、块状经济特征突出的地区则成为各家银行授信支持的重点地区，部分银行将这些地区拉直管理，一些银行则对这些地区分支机构给予了比较大的授信授权。
五、民营企业授信风险控制
针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浙江各商业银行没有简单地回避这些风险，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灵活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这些风险控制使授信的安全性得到较好的保障，也使民营企业的授信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近几年浙江各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授信超常规倍增式发展，但授信资产质量普遍良好，资产不良率普遍在5%以下，许多地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更是控制在1%以下，成为国内银行界的奇迹。这一奇迹的产生与浙江良好的授信环境有关，但更得益于银行积极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各银行在从事民营企业授信中非常重视风险控制，近几年各银行在自己的绩效考核体系中强化了资产质量的权重，加大了奖惩的力度。有些地区的银行将授信质量与一把手的年终考核薪酬直接挂钩。广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的风险管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该行教育员工“授信业务收来的是利息，损失的是血本”，“骗你的是最好的朋友”，“对待授信风险要象航空公司对待飞行一样”，“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信贷资产”。在授信风险理念上，该行坚持风险可控原则，反对风险最小原则，这样将最大限度地获得业务机会和利润，反之则会丧失业务机会，获得较低的利润回报。在对企业监控的着眼点上，该行强调从资金流、物资流等动态和活性信息着手，而不是盯财务报表。该行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实行企业经营者的首席（行长）谈话制，使问责审批人对中小民营企业经营者形成直观认识。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调查实行双人调查制，调查内容要重视活性信息而不是财务报表，对部分企业实行业务人员与审批人员的联合调查；对部分企业直接参与企业的合同谈判，获得企业的第一手业务资料。在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贷后监控上，该行主动深入，授信达到一定规模后，该行要求企业增加注册资金规范相关管理， 关健岗位的员工必须符合其要求的素质，达不到其贷后监控的要求，该则坚决收贷。这些灵活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使其得到较好的回报，其140亿的授信资产，不良率仅为0.4%。
为控制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准入风险，有些银行从一些活性指标入手设置了自己的准入指标体系；有的银行要求一把手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包发放、包管理、包本息收回，并将此“三包”与一把手的年终考核挂钩；在授权体系上根据地区风险和机构风险控制水平实行了差别授权和动态授权，设置了授权警戒线；对各种形式的中小民营企业贷款实行风险组合管理。为解决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风险溢价，银行利率上浮的方法运用的较为普遍。一些银行还要求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授信即贷即收，不得展期和以贷还贷。
六、浙江民营企业授信对我们的启示
浙江各商业银行面临的民营企业授信环境与深圳不同，其民营企业授信的做法，我们不能简单的移植照搬； 但其民营企业授信的一些理念、管理方法、运作机制、业务创新等对我们当前的授信业务及管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借鉴。
1、在企业授信上，表面看来我们不会以所有制来歧视民营企业。但我们仍有认识上的不足。一是对民营企业的未来发展认识和准备不足。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昭示了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企业产权改革是企业改革的核心，民营企业以其产权的天然明晰迎合了企业改革的未来，同时民营企业的内在机制造就了其市场经济中强劲的竞争力，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民营企业必将占据未来市场的绝对份额。因此，在内涵于未来的授信业务上，仅仅以一视同仁来对待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将可能使我们错失未来。未雨绸缪，重新审视和规划民营企业授信的未来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以民营为核心的企业产权改革中，由于缺乏前期研究和准备，面对EMBO、MBO、企业并购等民营化授信业务，我们有时显得手忙脚乱。二是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理念需要重塑。随着授信市场竞争的激烈化和大中型企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中小企业授信将成为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如果说我们现在没有歧视民营企业，但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确实是我们所忽视的领域。有些中小民营企业规模不大，但却小而专、小而特， 具有自身的生存空间，应该成为我们授信支持的对象；对于经营者素质较高，企业运作规范，经营机制灵活，有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的中小民营企业，我们应以客户培植的理念给予授信支持，培养客户的忠诚度，“种芝麻，抱西瓜”，为我们的授信储备未来。
2、随着授信买方市场的形成，我们的授信理念应作重新调整，我们应调整风险最小理念，坚持风险可控原则。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坚持风险可控为前提，风险是否可控无从把握的冒险业务不应纳入我们的授信范围，这是授信区别于风险投资的本质所在。二是坚持风险可控而不是最小，在授信卖方市场条件下，我们可以优中选优；授信买方市场条件下，风险最小原则将束缚业务空间，失缺高利润业务。授信业务与风险相伴生， 关键在于授信风险是否能为我们所控制。在授信买方市场条件下，坚持风险可控原则，将为我们争得最大的业务空间和利润空间。
3、正确认识传统产业。当前，商业银行的授信行业政策存在着重高新技术产业轻传统产业的偏向。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的价值取向并不在于技术水平而在于安全性和效益性。高新技术产业（成熟前）在伴随着高利润的同时，也伴生着高风险，与风险投资的价值取向相吻合。企业能在传统产业中占有较高份额，或有独特的市场空间，这说明了企业具有较稳定的生存空间，从而兼具安全性和效益性， 其价值内涵正是授信业务的取向，丝毫不能为我们的授信业务所轻视。
4、授信调查和贷后跟踪重视企业活性信息。信息不对称是授信业务的固有矛盾，民营企业更甚。如果停留于文上的固化信息，信息不对称是难以化解的。抓住企业的用电用水量、现金流量、银行结算量和纳税额等企业活信息，往往更能使我们了解到企业经营的真实信息，做活授信调查和贷后跟踪，事半功倍，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5、开拓异地授信业务。从对浙江商业银行授信情况的调查看，内地授信业务的客户选择余地要比深圳大得多，甚至其不予授信支持的客户在深圳却已成为各商业银行争抢的对象。 作为经济组织的商业银行本身不能以行政区划画地为牢，深圳目前逐渐成为资金过剩地区，而深圳银行相对内地行具有理念、服务、产品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局于深圳一隅只能丧失发展空间。当然，授信业务具有贷后跟踪的特殊要求，对异地授信应选择贷后跟踪要求少，难度低的项目。
6、从与浙江商业银行授信的比较情况看，我们对利率杠杆利用不够， 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很少上浮利率。 相对于大中型企业，中小民营企业授信业务具有平均风险水平较高、人力资源投入大、业务成本相对较高的不足，但银企合作中企业不占强势。因此，我们需要也有可能利用利率杠杆来弥补中小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风险溢价和成本提补。同时，提升利率也可能促使企业从成本考虑而优先偿还， 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授信风险的控制。
7、加快社会征信系统的建设。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与浙江草根经济的特征相反，人们缺少归宿感，社会诚信的自然基础较差，这更需要通过人为强化，建设社会征信系统，逐步为深圳各商业银行的授信业务创造良好的诚信环境。
(作者单位：深圳市国内银行同业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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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台州、绍兴民办教育考察报告 市教育局民办教育考察组 （10月8日） 为了大力推进“一化两率先”工程，促进我市民办教育健康快速发展，9月21日至9月25日，市教育局民办教育管理处牵头，组织县区教育局民办教育负责人和全市规模较大的民办学校校长、举办者，由市教育局局长助理欧阳超英带队，对浙江省台州、绍兴两市的民办教育进行了考察学习。通过座谈交流和实地参观，我们深切感受到台州、绍兴两地民办教育的蓬勃生机，获得了许多宝贵经验和有益启示，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市民办教育的发展。 一、台州、绍兴基本情况 台州市位于浙江省沿海中部，全市陆地面积9411平方千米，浅海面积8万平方千米，人口550.46万人。市区由椒江、黄岩、路桥3个区组成，辖临海、温岭2个县级市和玉环、天台、仙居、三门4个县。1994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台州地区，设立地级台州市。台州是中国最主要的服装机械生产和出口基地，服装机械产值占全国行业总产值的35%、世界产值的7%左右，曲折缝机和裁剪机已占有世界市场约70%的份额。台州家电工业发达，是国内最大的制冷配件生产基地之一，所产制冷配件国内市场占有率逾40%，为国内外众多著名空调、冰箱生产企业配套；冷柜产销量连续多年居全国同行前列，市场占有率达25%以上；空调器出口意大利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厨房系列和卫浴系列，在国内市场占有相当比重，压力锅、不粘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70%和50%左右。 绍兴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中北部杭州、宁波之间，下辖绍兴县、诸暨市、上虞市、嵊州市、新昌县和越城区，面积8256平方公里，人口433万，其中市区面积339平方公里，人口64万。绍兴历史悠久，名人荟萃，素有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名士之乡的美誉，是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是长江三角洲南翼重点开发开放城市。绍兴是我国经济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全市实现生产总值1088.4亿元，人均超过3000美元。绍兴经济发展以民营为主，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的95％左右，第二产业尤为发达，第二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60％左右。绍兴专业市场遍布全市，全市共有商品交易市场357家，成交额798亿元，其中年销售超亿元的有42家，超10亿元的有13家。中国轻纺城年成交额达246亿元，是我国最大的轻纺产品专业市场、亚洲最大的布匹集散中心。绍兴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文化底蕴深厚。绍兴以其秀丽山川哺育了众多的志士仁人。如春秋战国“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东汉哲学家王充，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政治家谢安，唐代诗人贺知章，南宋诗人陆游，元朝画家王冕、诗人杨维桢，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书画家徐渭，清朝画家陈洪绶、任伯年、史学家章学诚等，以及近现代的辛亥革命“三烈士”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学界泰斗蔡元培，文化巨匠鲁迅，开国总理周恩来和范文澜、马寅初、竺可桢等。 二、台州、绍兴民办教育发展情况 深厚的文化底蕴、发达的经济水平和强烈的民营意识，孕育了台州、绍兴快速发展的民办教育。 台州、绍兴民办教育起步早、发展快，走在浙江省乃至全国前列。台州市到底，共有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1923个，其中幼儿园1729所，小学17所、初中23所、普通高中34所、职业中学34所、专修学院3所、成人培训学校83所；民办学校在校生20.5万人，教职工总数1.5万人，校园占地面积5840亩，学校资产总值达36.3亿元，民间办学总投资达14.2亿元。初步形成了学历教育、文化助学、技能培训、艺术体育训练兼容并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齐头并进的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民办教育体系，涌现了一批办学指导思想端正、办学质量较高、管理规范、环境优美的民办学校。 绍兴市民办教育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办学形式多样，有民主党派或工商联等社会团体参与，有企业和个人投资或集资办学，有政府部门与企业或个人联合办学。民办教育成为绍兴教育发展新的增长点，目前全市有学历教育民办学校31所（不含幼儿园和培训班），占地面积4000余亩，在校生40000多人，教职工2500名，累计投入资金20多亿，投资额在亿元以上的学校有11所，优秀民办学校占浙江全省总数的16%。绍兴诸暨市民办教育发展最快，经教育部门批准的民办学校共有11所，其中幼儿园3所、普通中小学5所、职业学校3所，在校生15170人，占全市在校生总数的9.1%。1995年，海亮外国语学校顺利建成，1996年，天马实验学校和荣怀中学相继落成。这3所高起点、高规格的民办学校的兴起，成了诸暨民办教育发展里程碑上的亮点。 三、台州、绍兴民办教育发展的特点 台州、绍兴民办学校起步早、起点高、投入大、质量好，呈现出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投入主体多元化。台州、绍兴的民办学校投资者呈现多元化特点，有的是企业投资、有的是社会团体投资、有的是自然人投资，有的兼而有之，还有相当一部分学校是混合所有制投资。台州市椒江区的书生中学就是由椒江32个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之间，筹集股份资金1200万元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教育股份制的民办学校。中国著名教育家魏书生先生任法人代表、校长，区教育局副局长陶仙法兼任常务副校长。如今书生中学已发展成为资产规模逾亿元的书生教育集团，办有书生中学、书生小学和书生幼儿园、通巨幼儿园、成人教育中心、书生素质教育实践基地等教育机构。 台州市(东港)双语学校，是全国第一所混合所有制学校的民办学校，在2.5亿元的总投资中，当地民营企业的投资占80%，椒江区政府作为投资一方占20%的股份。此外，区政府每年根据招生数额的实际情况，向这所学校下拨150万元以内的学生公用经费，连续补助6年。 绍兴诸暨市天马实验学校由该市天马房地产开发公司独家出资1.6亿创办，是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既相对独立又集中管理的完全学校。学校占地250亩，建筑面积10万平方，有90个教学班。绍兴越秀外国语职业学院则由绍兴新昌合成化工厂、民盟绍兴市委和绍兴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我们参观的学校中，只有台州市路桥区蓬街镇私立中学是个人投资办学。 （二）政策扶持具体化。从1991年颁布的《台州地区社会力量办学若干暂行办法》，到后来制定颁发的《关于进一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若干意见》，台州市对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也因此促成了台州民办教育在办学主体、办学体制、经费投入机制上都出现鲜明的多元多样的特征来。 民办教育在土地征用和建设配套等各项税费减免上享受与公办学校同样的优惠政策；在收费上，根据生均培养成本自行确定学费和住宿费标准。在本市缴纳所得税的企业用税后利润在本地投资办学的，与其投资额对应的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用于办学的，由同级财政全额予以补助。教师在公民办学校间可相互流动。各级各类公办学校的计划外招生，要在保证其同类民办学校完成当年招生计划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对办学成绩显著，被评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优秀(示范、重点)学校的教育机构，每年度分别按应使用教师数的2／3、1／2和1／3给予相当于公办教师平均基本工资数额的奖励。 对自建校舍举办学历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教育机构，在学校规范招生、规范办学的前提下，可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给予鼓励支持，在校生超过1000人的，每年奖励5万元；在校生超过1500人的，每年奖励10万元；在校生超过人的，每年奖励15万元。 对自建校舍举办中、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机构，按每一个毕业生奖励500元的标准给予奖励。对自建校舍举办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超过600人，且管理规范、教育教学质量较好的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当地政府按公办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经费不少于20％给予补助。 绍兴市诸暨市还出台优惠政策，对民办学校招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收费标准与公办学校相同且单独编班，市财政拨付与公办学校相同标准的公用经费和人员经费；高中阶段按市教育局统一规划招收初中毕业生，在收费标准与公办学校相同的前提下，市财政拨付与公办学校相同标准的人员经费。 （三）教师流动规范化。台州、绍兴两市在民办学校教师管理上的做法基本相同，教师招聘和流动都统一纳入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之下，人事关系放在教育局或人才交流中心。本市公办学校教师应聘到民办学校任教，保留公办教师身份不变；离开民办学校愿意回到公办学校的，教育行政部门应予以妥善安排。聘用外地优秀教师，经学校所在地主管部门批准，并且服务期在3年以上，男40周岁以下、女35周岁以下，可由学校主管部门重新建档，在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享受公办教师的同等待遇。另外教育行政部门还可以派出公办学校领导和教师到民办学校工作，以此来加强民办学校的师资队伍。民办学校教师基本没有后顾之忧，当地政府规定，不管是民办学校教师，还是在公办学校教师，前参加工作的，养老保险都视为已交，以后继续交纳养老保险可由现学校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办理退休手续。两市都规定，民办学校教师的流动必须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下进行，招聘新就业的师范院校毕业生也要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划，聘期不得低于3年。由于这些措施的保障，其民办学校教师队伍非常稳定，教师流动非常有序，从而保证了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 （四）内部管理科学化。台州、绍兴民办学校的管理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州结合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创造出的新的办学模式——教育股份制，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指：以入股集资取得社会资本的使用权，以持股份额分配股息（不可分红，积累用于办学再投入）和承担有限风险，以招聘校长实行科学管理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一种创新制度。这一模式采用股份制方式融资，分离了资产所有权和学校管理权。影响最大的是台州市椒江区“书生教育实业有限公司”，该教育实体是由台州市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等14个法人共同发起创办，除了14个法人股外，另外以3万元一股向社会公开筹集资金，到1998年10月共筹集资金4500万元，创办了书生中学。以书生教育实业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台州教育股份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双法人的运作结构和公司制管理方法。其模式中管理系统由股东大会、监事会和董事会构成，操作系统则由公司和学校双法人构成。股份公司为资本运行机构，负责筹集、使用和经营资金，致力于为教育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按比例向股东支付股息；学校为教育运行机构，负责资本管理，致力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教育股份制中，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公司和学校各司其职，投资方、股份公司、学校职权分明，从而确保教育效益与资本效益双丰收。在学校内部管理上，各学校也都按照现代教育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实行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实行教师聘任制、岗位责任制、结构工资制、考核奖惩制，重视人本管理、目标管理、制度管理，使管理工作安全、高效、有序、规范。 四、台州、绍兴民办教育对我市民办教育发展的启示 建市以来，特别是以来，我市民办教育发展很快，学校数量、办学规模和办学档次都有很大提升，民办教育成为我市教育发展新的增长点，在市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对照浙江台州、绍兴两地的民办教育发展，我们明显存在着投资主体单一、资金注入不足、办学规模偏小、扶持力度不够等问题。为了进一步加快我市民办教育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一要切实贯彻落实国家和地方关于民办教育的一系列扶持和奖励政策。《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七章对民办教育规定了9条扶持与奖励政策；市政府出台的《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事业的意见》中也规定了一系列的鼓励扶持政策；建市以来，各县区也相继出台了一些鼓励扶持政策措施。对这些已有政策措施，要进一步落实到位；有些条款笼统、不具体，或者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要进一步具体化，给民办学校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要通过当地党委政府对民办学校在建校用地、贷款、基建规费、教师流动、专项奖励基金等方面制定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特别是要真正打通公办教师向民办学校流通的渠道。三要切实解决好教师的养老保险问题。教师在公办学校期间的养老保险要由原来渠道补交到位，或参照浙江的做法视为已交；同时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敦促和支持民办学校按规定办理教职工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劳动保障部门要按事业单位性质给民办学校教师办理养老保险，从而彻底解决教职工的后顾之忧。 （二）提倡和鼓励大型企业、名牌学校创办民办学校。大型企业资金充足，影响力大，具有投资办学的优势，其税后利润在本地投资办学的，与投资额对应的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可由同级财政予以返还。名校带民校、名校创民校是进一步放大优质教育资源，发挥民办机制活力的有效手段。省、市重点中学、示范初中、省实验小学、省示范性幼儿园，结对带一所民办学校，定期派人到民办学校协助管理，派教师去授课，开展教育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交流，有利于促进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名校利用自己的优质教育资源创办民校更是一条发展壮大宿迁教育事业的捷径。 （三）规范民办学校的教师流动。市政府出台的《宿迁市非公办教育机构教师队伍管理办法》，规定各类非公办教育机构聘用的教师，必须在上岗前携带教师资格证书、与原工作单位解除聘用关系的证明、身份证和新签聘用合同等材料到当地教育人才服务中心办理关手续；各级教育人才服务中心要举办教育人才市场，通过定期开展各类教育人才招聘活动，为非公办教育机构与教师之间的双向选择创造条件。这为民办学校教师的有序流动作出了政策规定。但目前从市到县区教育人才中心还没有成立到位，与人事部门的人才中心的关系还没有理顺，民办学校教师稳定性差，教师随意流动现象严重，影响了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希望市县政府出面协调，尽早完善教育人才中心，使教师的流动正常而有序。 （四）进一步完善民办学校内部的管理机制。我市部分学校出现投资者与校长之间、股东与教师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产生矛盾，形成决策困难，影响学校正常发展和运转，市县区教育主管部门要协助民办学校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股权与职权分离，由均股制向控股制转变，可参考台州、绍兴的做法，实行双法人制。各学校要严格执行《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关于董事会和校长职权的规定，董事会和校长在各自法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