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古典诗词中月亮意象的研究情况，可以发现，80年代以前基本上没有相关的论著；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古典诗词中的月亮意象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研究性论文不断涌现，据笔者粗略统计，这二十多年来，发表的相关论文共有96篇。80年代主要集中于对李白诗月亮意象的研究，成果较为单薄；90年代以后，李白诗月亮意象仍是研究热点之一，与此同时，从古典诗词的整体出发，探讨月亮意象的象征意义和情感内涵，以及它成为古典诗词典型意象的原因的论文明显增多；也有不少论文对李白以外其他诗人作品中的月亮意象进行了研究；还有的论著则采用了原型批评和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古典诗词中的月亮意象进行了全新的探究，使这一专题研究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
一在众多的自然物象中，月亮为什么深受历代文人的青睐，成为中国古典诗词中最典型的意象之一?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一)月亮客观的美感特质吸引了诗人的审美目光。从外形看，月亮呈现出“圆”和“曲”两种形状。圆形给人造成的视觉印象是美满、丰盈；曲线则柔美、回旋。在光色上，月亮或银白，或微黄，清新淡雅，光亮但不刺目，有着含蓄的光彩。这些都暗合了中国人的审美感知世界。肖体仁撰文从月亮的形、色、光“悦目”的特点对此作了阐发。[1]他引用毕达哥拉斯的话“圆是宇宙间最和谐的图像”来证明圆月之受人喜爱。“它给人柔和、优美、完整的感觉，看起来感到很愉快，很舒服。”就月亮的色与光，肖文把月亮与太阳作了对比：“太阳光太强烈、太刺眼”，而月亮则“黄色显得明朗、欢快、活跃、在宁静、清冷的夜晚，黄色给人热情、温暖的感觉。”“以白色为主要特征的月亮的光泽更是明亮、皎洁、清澈。”从月亮的自然美的层面给出了月亮特别受喜爱的原因。杨芙蓉提出“月圆之时，发出清幽明亮的光，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这种美不同于刚劲的阳美，而是具有朦胧与阴柔的美感效应。”[2]郑小九也认为自然美是月亮受到重视并广泛入诗的重要原因。“月亮由缺到圆、由朔到望的有规则的形体变化，构成了月亮形体美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圆月、满月更是人们心目中最为丰满、最为圆润、最为充盈的月亮，诗人们对中秋月的爱怜简直成了一种“温柔的狂热”。[3]持论相似的尚有杨发的《月亮在古代诗词中的审美意象》。
(二)月亮的原型特征决定了它在诗词艺术中的独特地位。论者多是从神话、哲学等角度来探讨这一原因的。除了广泛征引本国早期文化典籍外，更采用了神话原型批评等理论，为月亮意象的研究拓宽了思路。《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吕氏春秋?精通》“月，群阴之本”等等和有关月亮的一系列神话，尤其是嫦娥奔月神话，几乎是每一个论者在阐述这一问题时都要借助的材料，从而得出月亮是中国文化中的精神原型的结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傅道彬《中国的月亮及其艺术的象征》，认为月亮“伴随着神话的世界飘然而至，负载着深刻的原始文化内容”，“流转了中国广阔的心灵空间”，凝聚着民族的“生命感情和审美感情，成为高悬于天际的文化原型。”[5](p42)除了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原因外，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将其运用到月亮意象的研究中。刘传新借用容格的原型理论对嫦娥奔月、月中蟾兔等神话进行详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月亮与华夏文明关系密切，是因为初民用月亮意象“传达了他们的生命观回答了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诞生与死亡的重大问题”，是一种“包含着无数次的人生体验、凝聚了初民的智慧、情感与意志的原始意象。”[6]刘永升同样借助神话和早期典籍资料，运用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和容格的原型理论，认为月亮原型是一种投射着女性先民孤寂心境的情结意象，“是上古女性先民孤戚心灵的载体，蕴涵着人类历史进程中女性地位由盛转衰的深层文化内涵。”[7]包莉秋作文分别讨论了容格的原型理论和中国文化中的月亮意象，[8]但只是指出容格引入了原始意象，即原型概念，而月亮恰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的原始意象这样一种关系，似并未运用原型理论对月亮意象进行实质性的论述。共5页，当前第1页12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