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岁月短暂又漫长，但又是那么清晰地珍藏在张瑞芳心底。他叫郑曾祜，与张瑞芳当年同在北平国立艺专读书，同在西洋画系。张瑞芳的画室就在楼上，郑曾祜的画室在楼下。他俩同进食堂用餐，放学一人一辆小单车肩并肩地骑着回家。他们的家不在同一个方向，郑曾祜总是绕上一大圈将她送到家。
节假日的北海、颐和园、香山，无不留下他们的身影。划船、散步、绘画、吟诗、谈艺术、谈理想，但就是没有谈情说爱。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感情是那么纯洁，那最多只能是朦胧的爱情萌芽吧。可是，有一天，总是在张瑞芳身边扮演护花使者角色的郑曾祜，竟然受到几个男生的嫉妒和攻击，他们以戳坏他的轮胎来发泄心中的不满，甚至后来，还收到匿名恐吓信：“小心你的脑壳搬家。”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吓退郑曾祜对张瑞芳的追求。时间久了，张瑞芳的家人也都认可了他。
轻松浪漫的日子是那么短暂，山雨欲来风满楼。其时，日本对华虎视眈眈，少年人平静的学习环境被彻底打乱。张瑞芳受母亲、姐姐的影响，丢下画笔，很快融入抗日的洪流，走上街头参加运动，并参加了民族革命先锋队。
后来，张瑞芳决心取道武汉，南下重庆，彻底地投入到革命的怀抱，她并没有忘记郑曾祜，也曾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南下。但是他们道不同，各自的选择有了分歧。郑曾祜受做教务长的父亲的影响，坚持学生应该好好求学，或者到香港继续读书。他不但没有跟张瑞芳一起走，还想说服张瑞芳和他一起去求学。可是他们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只好分道扬镳。
离别的前夜，两个人最后一次晚餐。他一口菜也没有吃，只是哭得泪人似的。张瑞芳没有抹泪伤感，还以为很快赶走鬼子，就能重聚，安慰他说：“你就当我走的这一年是在休学。”但是，命运无常，这一分手，两个人再无续缘的机会。一腔热血的张瑞芳到了重庆，整日沐浴在革命文艺的激流中，全身心地献给了话剧艺术，《北京人》《棠棣之花》《大雷雨》《屈原》《安魂曲》……她在舞台上光彩夺目，被媒体和观众誉为四大名旦之一，风风火火的生活，也冲淡了她对郑曾祜的思念。
但是痴情的郑曾祜一天也没有忘记恋人张瑞芳。数年苦熬之后，他辗转来到重庆，但是再次相见时，心中的恋人已为他人之妻。等到张瑞芳和金山的婚姻发生变故，恢复自由之身时，他却已为人夫。郑曾祜去了台湾，成了台湾大学的教授，后来也做生意。他虽为人夫，也明白此生再无和张瑞芳接续前缘的可能，但此情绵绵难割舍。郑曾祜的妻子是一位普通工人，但她的容貌、举止酷似张瑞芳，结婚前，他坦诚地告诉她：“我心中始终不能忘记，有一位女性，她是我的初恋。”在台湾的家里，有一个房间专门摆放着张瑞芳的各种照片，有剧照，也有生活照，都是他千方百计从香港报刊上或托朋友觅来的。
1987年，台湾开放居民到大陆探亲，郑曾祜利用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转道来到离开了30多年的魂牵梦萦的北京。他迫不及待地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当年的同学，又通过他们找到了张瑞芳，大家在北京聚会。席间，老同学为他们俩的重逢闹着笑着，硬是把他们推在一起照了一张合影。张瑞芳晚年动情地对身边好友说：“这是我们一生中唯一的一张合影。”快半个世纪了，有人问她：“还能找到当年的感觉吗？”张瑞芳的回答是：“人世间有太多太多的阴差阳错，但是生命有多长，爱情就有多长。”
后来，郑曾祜再次上门看望张瑞芳和她的第三任丈夫严励，细心而多情的他给张瑞芳带来一大箱子衣服，也给严励订制了两套西装，所有的衣服都挺合身，有品位。郑曾祜第一次见到严励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你照顾她这么多年，让她过得幸福。”而严励哈哈大笑，大方地请他喝咖啡，两个男人相谈甚欢。
1999年，严励因患胃癌去世，只差两年就是他们夫妻的金婚纪念日。这对张瑞芳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又过了一段时间，郑曾祜的夫人也在台湾去世了。从此，每逢除夕之夜，张瑞芳第一个接到的电话一定是郑曾祜打来的。又一个除夕之夜，电话铃响了，但电话那头只有呜呜的哭泣声，原来他中风了，再也不能对她问候一声：“你好吗？”再后来，他也走了。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唯有心中擁有过的那份牵挂，一直没变过。人世间最珍贵的给予，就是时间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