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6年外科医生，11年法医。无论尸体在别人眼中有何种含义，但对法医而言，它只是一个证据，而且，不是人证，是物证。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我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对我自己的亲人。
父亲是2006年被确诊肝癌的。我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半年的平均生存期。我知道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我还是给他找了亚洲一流的外科医生，在他腹水压迫剧痛难忍的时候，也曾经一天4个、5个白蛋白的静脉注射，如果他能好一点，哪怕稍微好一点，我会带他出去走走，我很感谢老天奇迹般地赐予了我们半年多的平静期，那半年父亲和没事人一样，于是我们经常去没去过的地方，吃没吃过的东西，我很快乐，他也很快乐。
但是，躲不过去的事情最终你还是无法躲过的。2008年十一我回家，发现父亲有肝性脑病昏迷前期的表现。父亲得病以来，我无数次痛恨过我是学医的，对父亲的病情我其实完全无能为力，也许我的医学知识唯一能起到的作用是，预见父亲病情的发展，从而将我的苦痛翻倍。
也许这一次是一个例外。那天晚上我在想。我很清楚晚期肝癌患者导致死亡的四大并发症：消化道大出血，肝癌结节破裂，肝昏迷和严重感染。如果我的确没法让他继续活下去，也许我可以帮他选择一个痛苦最少的死亡途径，何况机会就在眼前，真的昏迷了痛苦也就应该不存在了吧。
我在医院的走廊徘徊了一夜。那一晚我没停止过观察父亲的病情。所以等我第二天和医生谈话，签字表示放弃治疗的时候，我很清楚父亲可以安静而毫无痛苦地让一切了结了。
我不知道的是，对他而言痛苦已经结束，对我而言，折磨才刚刚开始。
我是最先发现父亲心跳停止的人。我没有哭。我甚至拒绝了医生做毫无意义的胸外心脏按压，虽然最想做胸外按压的其实是我自己。
我找医生要了一个桶，还有一根连着橡皮管的针。然后，我拿出来准备好的衬衣，还有西装，我知道放掉了腹水，身材不再走样的父亲，穿上去应该很精神。
我还知道，要是想把西装整整齐齐地穿好，好到一丝凌乱的折痕也没有的话，最理想的办法是将死者翻过身来，脸朝下双手向后反剪，然后将两只袖子同时套进去。
但是我不愿选择这种姿势，那太痛苦了，生前，病痛折磨他还折磨得不够吗？我的解剖知识给了我第二个选择。我坐在床上，和父亲面对面，然后双手搂住父亲的腰，将他环抱着坐起来，就如同热恋中相互偎依的两个情侣那样。
父亲的体温还在延续，只是心脏已经不再跳动。他一周没有刮脸，胡子扎在我的脸上有些许轻微的刺痛。我让他的头靠在我右边的肩膀上，就好像他还没有去世，只是在我的肩头稍事休息，我的胸口和他的胸口贴在一起，我感到他身体的余温，正缓缓地向我传递。
我没有哭，只是泪水在无声地滑落。我在心里说：父亲，我就是你生命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