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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特殊的生命礼物

30岁的黄青(化名)在清明节这一天来到父亲的坟前祭奠,他的眼前清晰浮现出父亲的音容笑貌,两年前,因颅脑损伤,父亲离世,成为上海建立OPO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系统后第一例自愿捐献器官的案例,父亲的生命得以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延续。

父亲的器官最终拯救了三条生命,也成就了对儿子最后的爱——得益于父亲的捐献行为,身患尿毒症的黄青在上海OPO系统内排到了第一位,在父亲的器官移植给他人后的一个月,黄青就分配到了一个匹配的肾脏,重获新生。

变故

黄青的肾脏来自一名40岁刚出头的壮年男子,显然,它在新的身体里运转得非常好,黄青的脸上充满青春的活力,丝毫没有疾病的痕迹。

黄青2012年前的生活很美好,学校毕业后,他进入了一家不错的单位,交了一名漂亮的女友,人生本以为就此展开。然而,疾病偷偷袭来,他常常觉得很疲惫,以致于连单位领导都提醒他工作时不能总打瞌睡。

现在想来,早在2004年左右他的身体就曾发出了警告,那时候只要稍微喝一点啤酒,就会痛风,但依仗自己年轻,黄青并未在意。2012年底,黄青到上海市区的一家医院检查身体,医生看了检验报告认为情况很严重,怀疑是尿毒症,随后,黄青到上海某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被确诊为尿毒症。

和所有尿毒症患者一样,黄青开始接受血透治疗,很快,黄青的家庭就感受到了经济压力,与经济和精力相比,更大的压力则来自心理。

要根治尿毒症就必须接受换肾治疗,但在器官极其紧缺的中国,要想获得一枚健康的肾脏是多么的艰难。从接受血透治疗开始,黄青就登记排队等待肾源,“我根本就没敢抱多大的希望”。

因为患病,工作也没法干了,黄青索性在上海市区租了一套房子,做起了长期血透的准备。来自父母的亲体器官捐献在我国是被允许的,焦急的父亲提出要给黄青捐一个肾,遭到了黄青的拒绝。

“我不忍心父亲为我受罪,再说,父亲是家里惟一的顶梁柱,他不能倒下。”黄青对记者吐露心声。

因为他的执意拒绝,父亲打消了这个念头。2013年8月23日,不幸再次降临这个家庭,黄青的父亲从上海回家的路上发生意外。父亲在公路休息站上厕所时摔了一跤,回到家后,对黄青的母亲说了一句“头疼”便上楼睡觉了。晚上参加应酬时,父亲喝了一点酒,吐了,但大家以为是喝酒的缘故,便没有在意,后来父亲的意识渐渐模糊了,这才告诉家人自己摔过一跤。

很快,家人将黄青的父亲送到了当地人民医院,经CT检查脑干出血,马上接受治疗,但因为脑干损伤,最终被当地人民医院宣布可能脑死亡。

这一切发生时,黄青还蒙在鼓里,仍在上海接受血透治疗,他拨打父亲的电话想询问是否已经安全抵家,接电话的却是大伯。大伯宽慰他说父亲只是摔了一跤,没事,但心思细腻的黄青察觉到了异样,黄青打电话给女友,请女友到医院去一探究竟。怕黄青担心,母亲请黄青的女友帮忙撒谎报了平安,“我还是不放心,第二天决定回家看看。”黄青说。

黄青的一位表姐是护士,8月25日,表姐在电话里告知黄青实情,让他赶紧回来。黄青赶到医院,呼唤病床上的父亲,没有回应,母亲则神情悲伤,整个人都懵了。

因为父亲曾提出过将自己的肾脏捐赠给儿子,亲友们这时候再次提议捐肾,黄青面对现实,同意了。

然而他的主治医生张教授赶到后却发现,黄青父亲的血型是B型,不能移植给O型血的黄青。

捐献

张教授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上海市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管理中心医生兼这家医院OPO协调员。

2012年12月,上海OPO系统正式推行,直至2013年8月25日,还没有一例自愿捐献器官的案例。在发现黄青父子间不能进行器官移植后,张教授开始做黄家人的思想工作,试图说服他们捐献黄青父亲的器官给别人。

黄家人分成了两种意见,黄青的爷爷奶奶坚决反对,黄青的大伯、表姐等人虽然能接受捐献器官,但对张教授等人的身份以及获取器官的意图产生了很强烈的疑惑。

“我自己深受尿毒症的折磨,对其他病友感同身受,因此愿意帮助别人,但我也确实担心父亲的器官会不会被他们拿去卖钱。”黄青坦言。关于人体器官买卖的消息在中国互联网上时有传播,黄青和家人的这种担心情有可原。

张教授耐心地做起了思想工作,他介绍了OPO系统的操作流程,如何做到公开公正公平。上海市OPO办公室就设立在这家医院,“我告诉他们,还有很多像黄青一样的病人在等待器官,特别是肝脏,我们医院的住院部很多人在等,如果你不捐献,明天肯定有一个病人就死掉了。”张教授对记者回忆道。

思想工作整整做了一天,在介绍OPO系统打消黄家人顾虑的同时,张教授还告诉黄家人,按照OPO的规则,一旦有直系亲属捐献器官,黄青的打分将靠前,甚至排到第一名,将来一旦找到匹配的器官,第一个获益的将是黄青。

黄家人对此动了心,但因为仍存疑虑,有亲友提出,那就捐一个肾,“我和我妈最终拿定主意,既然救人,那就把器官都捐了,多救几个人。”黄青亲自去找了爷爷奶奶,做通了两个老人的工作。下午4时许,黄青和母亲等人在父亲的自愿捐献器官书上签了字。

因为当地不具备器官摘取与移植的条件,必须将黄青父亲运送至位于上海市区的医院。

“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上海市卫计委联系了上海市公安局,为我们的车辆开辟了绿色通道,40多分钟就从当地开到了医院。”张教授为此很感动。

在市一级专家团队经过严格的程序确认黄青父亲脑死亡后,黄青的父亲被推上了手术台,确认心死亡后,医生们面对黄青父亲的遗体集体默哀。

8月25日当晚,黄青父亲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分别被移植进三名患者体内。

根据记者的了解,这三个器官经OPO系统,分配到上海市两家医院。

接受黄父器官的患者目前均恢复良好。

上海OPO系统由此实现了零的突破。

获益

在捐献了父亲的器官后,黄青为父亲主持了葬礼,但他总感觉父亲的生命并没有离去,还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延续。

因为父亲捐献器官,黄青的等待排名可以前移,优先获得匹配的器官,但黄青起初并没有抱有多大的期望——他对OPO系统并不了解,再说,捐献器官的人那么少,匹配的肾脏要等半年还是几年,还都是未知数。

在黄青父亲捐献器官后一个月,也就是2013年9月下旬的一天,上海市某医院OPO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陈老师接到了来自某区一家二级医院的电话。

这家二级医院接诊了一名车祸患者,是一名河南籍的40多岁男子,因为伤情严重,初步判断为脑死亡。

上海市一共有8家OPO,分别设立在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的8家大型综合性医院。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是这8家OPO的任务之一,并为此设立了指标,每年必须完成10例,否则将可能被“摘牌”。

而为了有序推进器官获取工作,上海市给这8家OPO划定了范围。

为了推动器官捐献事业,医院OPO与划定片区内的13家二级医院点对点,展开了对接,一旦这些医院的ICU、神经内外科、急诊收治到不可逆颅脑损伤或其他可能成为潜在捐献的患者时,就与医院OPO协调员联系,然后由协调员到医院对家属进行说服工作。

陈老师站到了这名河南籍患者的家属面前,与黄青当时持有的疑惑相似,这家人也提出了两点质疑——脑死亡是不是不可逆,器官拿走会不会卖钱。

几乎每次动员工作,协调员们都会遇到患者家属这样的提问,他们耐心解释自己的身份、OPO系统,打消家属的担心。

根据陈老师的经验,每动员10例,成功说服同意捐献的只有1例,这一次的动员工作展开得同样艰辛。他回忆,在一间会议室与患者家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释,从下午四五点开始,到晚上10时许,家属终于在自愿捐献书上签了字。

在这次手术前,这名捐献者的血型等脏器资料已经传输给上海市OPO系统,医院并不知道最终会分配给哪家医院哪个患者。

这枚肾脏成功摘取后,相关信息再次被传送到上海市OPO系统,等待分配。黄青果然因为父亲曾经捐献器官获得加分,排在第一名,等他赶到医院时,医生通知他赶紧准备进手术室接受移植。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黄青来不及整理自己的心情,通知母亲、大伯来上海后就被送进了手术室。

黄青的手术非常成功。“我这才真正理解了OPO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系统。”

黄青如今又恢复了工作,他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中年丧偶,母亲一时还难以从悲痛中走出来,但每次想到丈夫挽救了三条人命,帮助儿子优先获得了匹配的器官,母亲便多了不少慰藉。

这个家庭经历了太多的变故,有失去,包括黄青父亲的离去,以及黄青的失恋;也有得到,比如,黄青的重生,以及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