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的黄青（化名）在清明节这一天来到父亲的坟前祭奠，他的眼前清晰浮现出父亲的音容笑貌，两年前，因颅脑损伤，父亲离世，成为上海建立OPO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系统后第一例自愿捐献器官的案例，父亲的生命得以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延续。
父亲的器官最终拯救了三条生命，也成就了对儿子最后的爱——得益于父亲的捐献行为，身患尿毒症的黄青在上海OPO系统内排到了第一位，在父亲的器官移植给他人后的一个月，黄青就分配到了一个匹配的肾脏，重获新生。
变故
黄青的肾脏来自一名40岁刚出头的壮年男子，显然，它在新的身体里运转得非常好，黄青的脸上充满青春的活力，丝毫没有疾病的痕迹。
黄青2012年前的生活很美好，学校毕业后，他进入了一家不错的单位，交了一名漂亮的女友，人生本以为就此展开。然而，疾病偷偷袭来，他常常觉得很疲惫，以致于连单位领导都提醒他工作时不能总打瞌睡。
现在想来，早在2004年左右他的身体就曾发出了警告，那时候只要稍微喝一点啤酒，就会痛风，但依仗自己年轻，黄青并未在意。2012年底，黄青到上海市区的一家医院检查身体，医生看了检验报告认为情况很严重，怀疑是尿毒症，随后，黄青到上海某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被确诊为尿毒症。
和所有尿毒症患者一样，黄青开始接受血透治疗，很快，黄青的家庭就感受到了经济压力，与经济和精力相比，更大的压力则来自心理。
要根治尿毒症就必须接受换肾治疗，但在器官极其紧缺的中国，要想获得一枚健康的肾脏是多么的艰难。从接受血透治疗开始，黄青就登记排队等待肾源，“我根本就没敢抱多大的希望”。
因为患病，工作也没法干了，黄青索性在上海市区租了一套房子，做起了长期血透的准备。来自父母的亲体器官捐献在我国是被允许的，焦急的父亲提出要给黄青捐一个肾，遭到了黄青的拒绝。
“我不忍心父亲为我受罪，再说，父亲是家里惟一的顶梁柱，他不能倒下。”黄青对记者吐露心声。
因为他的执意拒绝，父亲打消了这个念头。2013年8月23日，不幸再次降临这个家庭，黄青的父亲从上海回家的路上发生意外。父亲在公路休息站上厕所时摔了一跤，回到家后，对黄青的母亲说了一句“头疼”便上楼睡觉了。晚上参加应酬时，父亲喝了一点酒，吐了，但大家以为是喝酒的缘故，便没有在意，后来父亲的意识渐渐模糊了，这才告诉家人自己摔过一跤。
很快，家人将黄青的父亲送到了当地人民医院，经CT检查脑干出血，马上接受治疗，但因为脑干损伤，最终被当地人民医院宣布可能脑死亡。
这一切发生时，黄青还蒙在鼓里，仍在上海接受血透治疗，他拨打父亲的电话想询问是否已经安全抵家，接电话的却是大伯。大伯宽慰他说父亲只是摔了一跤，没事，但心思细腻的黄青察觉到了异样，黄青打电话给女友，请女友到医院去一探究竟。怕黄青担心，母亲请黄青的女友帮忙撒谎报了平安，“我还是不放心，第二天决定回家看看。”黄青说。
黄青的一位表姐是护士，8月25日，表姐在电话里告知黄青实情，让他赶紧回来。黄青赶到医院，呼唤病床上的父亲，没有回应，母亲则神情悲伤，整个人都懵了。
因为父亲曾提出过将自己的肾脏捐赠给儿子，亲友们这时候再次提议捐肾，黄青面对现实，同意了。
然而他的主治医生张教授赶到后却发现，黄青父亲的血型是B型，不能移植给O型血的黄青。
捐献
张教授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上海市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管理中心医生兼这家医院OPO协调员。
2012年12月，上海OPO系统正式推行，直至2013年8月25日，还没有一例自愿捐献器官的案例。在发现黄青父子间不能进行器官移植后，张教授开始做黄家人的思想工作，试图说服他们捐献黄青父亲的器官给别人。
黄家人分成了两种意见，黄青的爷爷奶奶坚决反对，黄青的大伯、表姐等人虽然能接受捐献器官，但对张教授等人的身份以及获取器官的意图产生了很强烈的疑惑。
“我自己深受尿毒症的折磨，对其他病友感同身受，因此愿意帮助别人，但我也确实担心父亲的器官会不会被他们拿去卖钱。”黄青坦言。关于人体器官买卖的消息在中国互联网上时有传播，黄青和家人的这种担心情有可原。
张教授耐心地做起了思想工作，他介绍了OPO系统的操作流程，如何做到公开公正公平。上海市OPO办公室就设立在这家医院，“我告诉他们，还有很多像黄青一样的病人在等待器官，特别是肝脏，我们医院的住院部很多人在等，如果你不捐献，明天肯定有一个病人就死掉了。”张教授对记者回忆道。
思想工作整整做了一天，在介绍OPO系统打消黄家人顾虑的同时，张教授还告诉黄家人，按照OPO的规则，一旦有直系亲属捐献器官，黄青的打分将靠前，甚至排到第一名，将来一旦找到匹配的器官，第一个获益的将是黄青。
黄家人对此动了心，但因为仍存疑虑，有亲友提出，那就捐一个肾，“我和我妈最终拿定主意，既然救人，那就把器官都捐了，多救几个人。”黄青亲自去找了爷爷奶奶，做通了两个老人的工作。下午4时许，黄青和母亲等人在父亲的自愿捐献器官书上签了字。
因为当地不具备器官摘取与移植的条件，必须将黄青父亲运送至位于上海市区的医院。
“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上海市卫计委联系了上海市公安局，为我们的车辆开辟了绿色通道，40多分钟就从当地开到了医院。”张教授为此很感动。
在市一级专家团队经过严格的程序确认黄青父亲脑死亡后，黄青的父亲被推上了手术台，确认心死亡后，医生们面对黄青父亲的遗体集体默哀。
8月25日当晚，黄青父亲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分别被移植进三名患者体内。
根据记者的了解，这三个器官经OPO系统，分配到上海市两家医院。
接受黄父器官的患者目前均恢复良好。
上海OPO系统由此实现了零的突破。
获益
在捐献了父亲的器官后，黄青为父亲主持了葬礼，但他总感觉父亲的生命并没有离去，还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延续。
因为父亲捐献器官，黄青的等待排名可以前移，优先获得匹配的器官，但黄青起初并没有抱有多大的期望——他对OPO系统并不了解，再说，捐献器官的人那么少，匹配的肾脏要等半年还是几年，还都是未知数。
在黄青父亲捐献器官后一个月，也就是2013年9月下旬的一天，上海市某医院OPO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陈老师接到了来自某区一家二级医院的电话。
这家二级医院接诊了一名车祸患者，是一名河南籍的40多岁男子，因为伤情严重，初步判断为脑死亡。
上海市一共有8家OPO，分别设立在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的8家大型综合性医院。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是这8家OPO的任务之一，并为此设立了指标，每年必须完成10例，否则将可能被“摘牌”。
而为了有序推进器官获取工作，上海市给这8家OPO划定了范围。
为了推动器官捐献事业，医院OPO与划定片区内的13家二级医院点对点，展开了对接，一旦这些医院的ICU、神经内外科、急诊收治到不可逆颅脑损伤或其他可能成为潜在捐献的患者时，就与医院OPO协调员联系，然后由协调员到医院对家属进行说服工作。
陈老师站到了这名河南籍患者的家属面前，与黄青当时持有的疑惑相似，这家人也提出了两点质疑——脑死亡是不是不可逆，器官拿走会不会卖钱。
几乎每次动员工作，协调员们都会遇到患者家属这样的提问，他们耐心解释自己的身份、OPO系统，打消家属的担心。
根据陈老师的经验，每动员10例，成功说服同意捐献的只有1例，这一次的动员工作展开得同样艰辛。他回忆，在一间会议室与患者家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释，从下午四五点开始，到晚上10时许，家属终于在自愿捐献书上签了字。
在这次手术前，这名捐献者的血型等脏器资料已经传输给上海市OPO系统，医院并不知道最终会分配给哪家医院哪个患者。
这枚肾脏成功摘取后，相关信息再次被传送到上海市OPO系统，等待分配。黄青果然因为父亲曾经捐献器官获得加分，排在第一名，等他赶到医院时，医生通知他赶紧准备进手术室接受移植。
一切来得太突然了，黄青来不及整理自己的心情，通知母亲、大伯来上海后就被送进了手术室。
黄青的手术非常成功。“我这才真正理解了OPO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系统。”
黄青如今又恢复了工作，他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中年丧偶，母亲一时还难以从悲痛中走出来，但每次想到丈夫挽救了三条人命，帮助儿子优先获得了匹配的器官，母亲便多了不少慰藉。
这个家庭经历了太多的变故，有失去，包括黄青父亲的离去，以及黄青的失恋；也有得到，比如，黄青的重生，以及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