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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通外国而里恨外国者

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理推演中,到得哪国留学,这人就会爱上这一国家。奥巴马有个老弟在深圳卖了多年的烧烤,咱们有人就推论奥巴马十有八九是个“亲华派”。富有这样思维的人,常常这样推理:这人到某国去留学了,当然就会是个亲该国派,去日的是个亲日派,去美的是个亲美派,去英的是亲英派,去俄的是亲俄派……民国许多人物都到外国留过学,按照文革的划分,他们有海外关系,是“里通外国”分子,而其实呢,他们心里对所留学的国家并没什么好感,有些甚至还称得上是痛恨。

民国狂人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13岁就赴欧留学,所到国家甚多,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都曾留学过,可是他对这些国家,一直没好感,他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看到英国教授,就用英语骂英国;看到德国教授,就用德语骂德国;看到法国教授,就用法语骂法国。林语堂先生回忆过一桩事:辜先生有次在北京真光电影院看电影,前座是个英国人,这老夫子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举起一根长烟斗往人家的脑门顶无缘无故地敲去一棍,那英国人不明就里,以为是辜老夫子向他借火,赶忙乖乖地给他点火。这英国人没想到,辜老夫子不是想借火,而是看到他是英国人,辜老夫子就来气了。

与辜老夫子对外国人乱恨一气不同的是,也有狂人之誉的民国教授刘文典痛恨日本,那就所来有因了。1909年,刘文典赴日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在那里读了三年,他在去日之前,就是同盟会的会员,在清末民初,日本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庇佑所”,举凡被清政府通缉者,往往都去日本“政治避难”,很多人因此成为“亲日派”。刘文典在留学之初,对日本也是充满憧憬的,后来他对日本恨之入骨,起于“九一八”事变。此后,他每次夹着讲义上课,首先上堂“政治课”,痛骂小日本。与一般“愤青”与“愤老”不同的是,刘文典恨夷却又师夷,他的学生回忆说:“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真是校内无二人……每次上国文课,必花一部分时间,哭丧着脸向我们申说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我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有一段,刘文典上课时总是一副睡眠不醒的样子,讲话有气无力,学生开始很不解,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每天晚上都在翻译日本典籍,让国人了解日本,从而以制伏日本。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看到他有留日经历,想当然地认为他定是个亲日派,多次派人来说服他合作“东亚共荣”,有次还登上门来,遭到刘文典以汉语严词相拒,日人甚恼:“你是留日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以日语作答?”刘文典凛然相答:“以发夷声为耻。”日本人后来又打发周作人来做“思想工作”,刘对周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以发夷声为耻”的,更有一个苏曼殊。曼殊先生是“混血儿”,父亲是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其父早年在日本经商,“娶日妇,因生君”,所以,曼殊先生“身形相貌,亦酷类日本人。”以身世而言,“日本为其第二祖国”,但是,曼殊非常痛恨日本,“生平恶日人为寇仇,侨居数稔,不肯操日语。”有回,他生了重病,不肯就医,在床上呻吟辗转好几天,有友见之,硬把他拉到医院里去,日本医生倒是非常热情,望闻问切,“医者款接殷勤”,而曼殊就是不说话,其友在旁边越俎代庖,给他当“代言人”,等医生去拿纸笔来记,转眼功夫,曼殊和尚不见人了!寻遍了医院每个角落,都没影。其友回家,看到曼殊僵卧床铺上了。其友怪怨说:你跑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曼殊说,我听到你讲日语甚是“乖舛”,你乱说一通,医生开错了药,“疾病岂可乱施药剂耶。”其友说:你的日语说得那么好,你为什么不说呢?曼殊敛容道:“君忘吾不操日语乎?”

朱自清至死不吃美国的“救济粮”,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其实陈寅恪也有这一佳话。陈寅恪曾经喝过日本的墨水,抗战时期,避难于香港,其日本同学写信给日本驻港司令,叫他们别为难陈寅恪,所以日军一直没对陈寅恪怎么的,而且还经常给他送米送面,但都被陈寅恪给拒绝了,行将饿毙,也不为五斗米折腰;抗战胜利,他与傅斯年等同仁,连续三天上街,一边持酒狂饮,一边又哭又笑,情形类同于杜甫闻说官兵收回了蓟北。

像辜鸿铭、刘文典、苏曼殊、陈寅恪等等喝过洋墨水,却一点也不媚洋的,甚至恨洋的,在近代留学之后海归了的人中,是多而又多的。绝大多数是因为祖国与其留学之国处于对立状态,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祖国这边站队。在这里,他们是把祖国与祖国的统治者区别开了的。他们也许很认同外国的政治主导思想,比如很认同其民主与法制价值﹙辜鸿铭例外﹚;他们也未必对当时国家统治者认可,对其独裁的执政理念,也很不以为然,比如刘文典,据说还曾经脚踢过蒋介石。但是,他们爱外国价值观,却不爱屋及乌,爱他们来侵略祖国;他们恨当时统治者,却也不恨屋及乌,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这是两码事。从这里看出,老一辈学人的思想胸怀,远不是所谓“恨老娘不嫁给美国人”那类人所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