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母和长辈生命的疏忽，如同我们常年在暗暗吮吸着父母和长辈的血液而当作可有可无的水。当他们年迈，一日日走向衰老，迎面走来的日子里，是疾病和死亡，我们应该该明白我们的角色不光是自己儿女的父亲或母亲，不光是妻子或丈夫，我们应把我们十个指头中的二十八节指骨分出一节来，让他们使用和抚摸。应该让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他们这一生，是确确实实生过儿女、养过儿女、有过儿女的。”
这是阎连科在《我与父辈》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话。阎连科在某种噬心的追悔与歉疚中，用一支笔让自己返归本心，与灵魂素心相对。
父亲、大伯、四叔，这三个已经故去的父辈面容，在作者的记忆和怀念之中重新鲜活起来。他们都是生活在中原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勤劳、朴实、坚韧、忍辱负重，为了生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沉默里，用日日月月年年的劳作收获微薄的希望。
阎连科的父亲因哮喘病已离开他二十五年了。二十五个春秋，是漫长的一河岁月，可是阎连科对于父亲的回忆，任凭多少岁月之水也无法冲刷。
他记得当父亲知道自己得了哮喘病那天起，就用尽全力想完成此生最大最庄严的职责———给儿子盖几间房子，让他们能有尊严地娶上一门亲，给女儿备一份嫁妆，让她们体面一点嫁出去。为了去山上拉做地基的石头，父亲破冰过河肩扛背驮，身上挂满冰凌，哮喘引起呼吸困难，脸都憋得青紫。
他记得长年患股骨头坏死瘫在床上的大姐，她那痛楚的哭声笼罩在院子里，也遮蔽得父亲的心上冬不见光，夏不见风。做手术买不起血浆，父亲带着孩子们一起抽血输给大姐。
他记得自己为了逃离土地的自私想法而固执地去当兵。没多久中越自卫反击战爆发，父亲在日日夜夜的担惊受怕里旧病复发，而且愈发严重。这次复发是导致他六年后病逝的直接原因。
他记得在父亲病重的日子，因为久病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他脑子里竟然冒出“只要父亲在世，家里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这种令人震惊的念头。而父亲临终前想看一场十块钱的《少林寺》电影，他却没能满足父亲的最后心愿，而那时，他的口袋正有着十七元钱。
阎连科在“清欠”一节里，狠狠地扇着自己灵魂的耳光———“从不花十元钱去为父亲包一场电影，到一味地要逃离土地当兵，因此改变父亲命运的执拗行为，再到在父亲病重时产生恶念的内心，我到底算一个儿子吗！”
阎连科在这13万字的长篇散文中，子规啼血一样的警示我们：
“我们这些做晚辈儿女的，总是要把父母对我们少年的疼爱无休止地拉长到青年和中年，只要父母健在，就永远把老人当做当年三四十岁的壮年去对待，永远把自己当成少不更事的孩童去享受父母给我们的疼爱。因为这种疼爱像河流一样渊远而流长，我们便以为那疼爱是可以取之不竭的，并不把那爱放到心上去，许多时候，甚至把那疼爱当作累赘和包袱。”
让我们问问自己：我分出一节指骨让父辈抚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