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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喧哗的爱

“你是哪里人?”每次我开口说话,就有陌生人好奇地问。这个问题让我难以启齿。

我调慢自己讲话的速度说:“我来自日本。”

他们恍然大悟,然后又补充说:“汉语讲得很好啊!只是觉得你的口音不太像本地人。”类似这样的对话不知重复了多少回,虽然我早已习惯,但心中总是有一丝无奈。

事实上,我是在中国“留学”的中国人。

这天下午,我坐校车到达医院,跟着同学来到耳鼻喉科。诊室里,患者进进出出,我穿上白大褂,站在医生旁边,看他们与患者交流。

我开始心神恍惚——这个场景让我想起21年前,在妈妈怀里极其配合医生检查的我。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大医院都很少有检查听力的设备,更何况县城的小医院,医生只能用最简单的办法来测试我的听力。检查了一段时间后,医生挠着头喃喃自语,我看见爸爸妈妈一脸绝望。

同学们进入门诊室,我回过神,意识到小组见习的交换时间到了。我好奇地问护士:“听力多少分贝算是正常?”护士说:“正常听力一般都在25分贝及以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听力障碍的分级标准:正常听力是25分贝及以下,中度听力障碍是41~60分贝,重度听力障碍是61~80分贝。

我突然意识到,生活了这么多年,做了那么多次听力测试,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听力是多少分贝。晚上问爸妈,我才知道,自己当时左右耳的听力都是102分贝。

100多分贝,意味着当你闭上眼睛,会感觉除自己以外,世界上毫无生命存在,任何声音对你来说都是多余的。

我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父亲从小成绩优异,跳了很多级。19岁时,他已从重点大学的电子系毕业,此后去一所大学当了教师。

母亲所上的正是父亲任教的大学。只是大家怎么都没想到,少言寡语的父亲竟然会给我母亲写情书,还委托母亲的班主任递给她。母亲毕业后,他们走到了一起。

母亲毕业后在银行工作,父亲则离开大学去了国家电网工作,还和朋友合伙开了家电脑公司。工作几年后,经济上有了一定积累,他们打算生孩子。

那个孩子就是我。

我1岁那年,妈妈的幸福生活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

刚出生的我很少哭,是个安安静静的婴儿。有一次,我突然发起高烧,烧到40摄氏度,哭闹很严重。爸妈都吓坏了,赶紧把我抱到附近的门诊部,注射了庆大霉素。

几天后,高烧总算是退了。

接下来的日子,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我依然是爱笑的乖女孩,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997年,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家里招待亲戚一起欢庆。随后大家跑到屋外放鞭炮。我走路不太稳,慢慢走到鞭炮旁,大人们点火后,才发现我离得太近了。有人赶紧跑过来尝试捂住我的小耳朵,怕我被响亮的鞭炮声惊吓到。但响声已起,他还是没来得及捂住我的耳朵。

大家都认为我会大哭,但我没有,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我对鞭炮声毫无反应,这让爸妈开始觉得不对劲,决定带我到医院检查。

医生说我的听力很差,病情非常严重。妈妈听后,觉得整个世界要崩塌了。

父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带着我来到北京的一家大医院。

经过精密检查,医生写了份权威的诊断书——神经传导性耳聋,双耳重度耳聋。

爸妈依旧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半天才鼓起勇气问:“孩子的耳朵还有治好的希望吗?”

那位医生耐心而诚恳地说:“目前来说,国内最好的医生也解决不了耳聋问题。近年来国外好像有成功的案例,但那个是第一次成功的,总体来说成功率还是非常非常小。她以后只能上聋哑学校了,让她学手语吧。我们真的救不了她。”

医生的话好像一把无情的剑,刺中爸妈的心,他们来不及思考就痛彻心扉。

然而,妈妈怀抱中的我,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嘻嘻地笑了起来。

爸爸用电脑疯狂地查资料,得知安裝人工耳蜗能使重度耳聋患者重获声音,但需要做过精密的手术后才可以实现。在1997年,只有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的相关医生能做这种手术。

于是,父母重新制订人生计划——辞掉工作,一起去日本留学;让我在日本做手术,戴上人工耳蜗,恢复听力。

2岁的我先被寄养在外婆家。3岁时,母亲从日本回来看望我,给我配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助听器。

有了助听器后,我便开始跟着聋哑学校的老师学习说话。跟老师学发音,说数字1,2,3。有一天,老师问我:“你几岁了?”我伸出3根手指做出“ok”的手势,慢慢地说出“sɑn”。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使用语言交流。知道我能说出话以后,父母都乐坏了。过了不久,我又学会说“爸爸”“妈妈”。父母听到我说话后看到希望,更不愿放弃了。

1999年,4岁的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日本,爸爸在机场接我,还把我高高地举起来。

在我来之前,父亲住在日本福井县,没有任何熟人,他边学专业课,边学日语。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物价比中国贵很多,他只能用奖学金租个矮小的旧房间住。

福井是一座小城市,靠近日本海,冬天的气温非常低。在零下十多摄氏度的冬天晚上,父亲仅靠一层毯子和小电炉取暖。睡觉的时候由于太冷,父亲就像哆啦A梦一样钻进储物柜里睡觉。
  
  长大后,我看到家里的毯子有一块烧焦的痕迹,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留着。母亲低声细语地告诉我这一切。父亲独自在日本过的那些苦日子,都浓缩在那一块焦痕中。

不久后,母亲成功申请到父亲就读大学的硕士。她省吃俭用,白天啃日语书,晚上就在便当工厂打工。工作到深夜,还可以得到一些快过期的便当,这样她就不用为吃的愁眉苦脸。

在公寓旁边,有一所聋哑学校的附属幼儿园,大多数同学是轻度失聪。恰好,我到日本时刚4岁,是日本小孩刚刚开始正式学词汇的年纪。

我会说的第一句日语是“まって”,意思是“等等我”。我已不记得当时是如何学会的,或许,我只是不想被别人落下不管。

不久后,父亲博士毕业,在导师的介绍下,他去了一家医用电子株式会社工作,总部在600多公里之外的神户。我和妈妈也跟着搬去神户。

来到神户后,我迅速適应了新生活。为了让我更好地学习中文,母亲注册了收费的中文电视台,坚持每天把节目录到盒式录像带里。妈妈下班一回家,就会陪我把录下来的节目看完,然后翻开从国内买回来的拼音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发音。

她又买了白板挂在客厅的墙壁上。妈妈站在白板前,念道:“che。”

“se。”

“不对,仔细听我念的,che。”

“se。”

妈妈靠近我的脸,拿起我的手靠近她嘴边说:“che。”我的手可以感受到从她嘴中喷出的气体,她是想教我达到这个效果。

无论我读得有多不准确,妈妈一直没有放弃,一定要教到我完全掌握怎么正确地发音为止。

我不认真时,妈妈会打我的手;我想放弃时,妈妈会打我的屁股。只有我说对了,妈妈才会开心地夸我。

母亲教育我时特别严厉,堪称“虎妈”,但如果没有她,可能我到现在说话都还是不清不楚的。

我读高一时,妈妈曾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其实她打我一顿,自己就会心疼一次。她骂我、打我都是希望我能讲好话,希望以后我不会受到欺负,一生远离痛苦。

“不要依靠别人来养你,而是要学会自己养活自己。

“即使以后在日本生活,也绝对不能忘记母语,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一天,妈妈接到电话,开始讲中文,那是来自中国的长途电话。突然,妈妈在我面前崩溃了。我跑过去,发现妈妈已是泪流满面。

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等她接完电话,我带着哭腔问:“妈妈,妈妈,到底怎么啦?”

“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情。”

我一无所知,只是不忍心妈妈哭得那么伤心。我急坏了,扑在她怀里,跟着妈妈大哭起来。

“是谁打的电话害我妈妈这么伤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爸爸呢?爸爸在哪里?爸爸快点回来!”

我跑去客厅,打开窗户,往外面声嘶力竭地喊:“爸爸!爸爸,你在哪里?爸爸,你回来!”

窗外是车水马龙的街道,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妈妈赶紧过来,把我抱回房间。

2000年,父母在日本生下妹妹。以他们当时的经济情况和精力,养不了两个孩子。妹妹生下后不久,母亲带着她回到中国,由外婆来带。他们打算等父亲工作稳定后,再把妹妹接回日本。

刚过完周岁生日的妹妹,很喜欢到处乱摸,一摸到东西就往嘴里放。那天,妹妹抓起桌上的花生米往嘴里塞,不小心呛了一下,花生米卡在气管里。尽管叫了救护车,但妹妹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母亲就是为此而泣不成声的。

我只知道,那天我嘶喊哭泣的样子一直留在心里无法忘却。的确,那时,从我小小的心中萌生出的英雄主义,是发自内心的喊声——想知道情况,想保护妈妈,但我什么都听不懂——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假如当时我能听懂电话中的内容,就会懂得安慰妈妈,而不是随便对着窗外乱喊乱叫,让母亲悲痛欲绝。

从那以后,我更加努力,一遍一遍跟着妈妈练发音,读到正确为止。

为我过完5岁生日,父母带我去西宫市的兵库医科大学。看了几次门诊、做完听力检查后,我的人工耳蜗手术定在2001年10月进行。

父母做这个重大决定时,非常慎重。哪家医院可以做人工耳蜗手术,日本的医疗制度、手术经费、保险政策等,留学期间,他们已经了解得很透彻了。

手术前,医生叫父母签手术同意书,并提示,这次手术有很大的风险:很有可能伤到面部神经导致面瘫。即使在当时科技发达的日本,人工耳蜗手术的成功率也未能达到70%。

手术前,我打了麻药,动弹不得,但在被推进手术室前还保留着模糊的意识。我在病床上躺着,主治医生、护士和爸妈都站在我面前,对我说“要加油”。

很快,我被推进通往手术室的专用电梯,我使劲睁着眼睛,模糊地看到爸妈站在电梯门口。爸爸搂着妈妈的肩膀,妈妈用手帕捂着自己的脸。电梯门要关起来的那一刻,妈妈还是没忍住,哭了出来。脑袋的迷糊状态使我有个错觉——我可能会死掉。

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我不恐惧,而是充满未知和迷茫。

我醒来时,已经在病房里,头一阵阵地痛,身体不听使唤。我慢慢抬起手,摸着头,发现我的头被一层一层的纱布裹着。

经过一周的休养,母亲带我去人工耳蜗调机室,我们一直期待的一刻要到来了。

经过听力测试——测最低、最高的声音后,人工耳蜗就配好了。

打开开关的那一刻,仿佛在死寂的湖水中,突然有一群鱼跳来跳去,湖面也出现了各种半圆形的波纹。

2001年秋天,我的人生中出现了新的生命力。

一切似乎都很不真实。没想到“声音”原来这么好听,没想到“音乐”竟是这么动听。

2018年4月,由于紧张,外科手术基本操作这门考试我没有考好。想到平时练了那么久却没考好,我的心情很低落。

那天晚上开班会,我和同学一起看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视频。作为去哪儿都缺乏身份认同感的“国际人”,我常常感到自己和班里的同学格格不入,悲伤的情绪突然涌上心头。

这时,我萌生一个想法,于是打开微信和爸爸说:“今晚我们可以视频吗?”

我离开座位,穿过后门,走出教室,站在教学楼昏暗的走廊里,给父亲拨打了视频电话。

“喂,宝贝,畹莹。”

我慢慢和爸爸聊起最近发生的事情,聊到了上午考试可能考砸的事。

说到这里,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为了不哭出来,我昂起头看着月明星稀的夜空。

我甚至说出了一句话:“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医生,和普通孩子比起来我真的就是个‘学渣’。”

父亲说:“你仔细想想,你小时候为什么那么想当医生呢?”

过了两天,妈妈知道了我的困惑,在微信里给我发来一段话:

“任何人想做成一件事情都是不容易的。就拿你的父母做例子,为了给你治病,我们放弃了在中国优越的工作条件,来到日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虽然我们来日本比在中国辛苦很多,但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你培养得更好。我每次跟你提这些,是想要告诉你,你付出多少就能收获多少。第一次在医院查出你耳聋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能听到你叫一声‘爸爸妈妈’,哪里还敢奢望你能上大学。所以人的潜力很大,只要你努力了,就一定能达到目标。”

2018年5月27日,我第一次在外科见习,有幸进入手术室,学习麻醉。

我看到一位不到两岁的小患者被抱进来,又从护士那里听到,他将要做人工耳蜗手术时,我心里特别震惊。没想到时隔十多年后,我能作为医学生,亲眼看到自己经历过的手术。

我在心里默默为小男孩加油。

回来的校车上,我默默连上蓝牙耳机,听世终乐队的《山茶花》:

想告诉追梦的你

处境艰难的时候,记得想起来,不管什么时候

……

我一直都知道

你比谁都要耀眼的

那个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