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欧阳修不仅以能诗善文名驰朝野，更以气量恢宏享誉一时。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以主考官身份主持当年的科举考试。这一年的考试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阅卷时，有一个考生的答卷吸引了欧阳修的注意，他在文章中用到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意思是说尧帝时有一个司法官叫皋陶，皋陶要判一个人死罪，连续上报了三次，尧说宽恕他吧，说了三次。此时作为一代文宗的欧阳修已经五十岁，诗、词、文、哲学、经学没有不精通的，唯独这个典故，他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是哪里的。
这个考生就是后来的大文豪苏轼，事后当苏轼按惯例去谢师时，欧阳修当面问他说：“你文章里说皋陶和尧帝的‘三杀’‘三不杀’这个典故从哪儿来的？”
苏轼淡然一笑，回复说：“想当然尔！”这是我想象出来的，是我编的。
你说气人不？换一般的老师听到这样的回答都得气疯了，肯定会勃然大怒，这不是在戏耍老师吗！可欧阳修的反应却是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后来他在给老朋友梅尧臣的信中甚至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读苏轼的文章，不禁冒汗啊，太痛快了！太痛快了！我这个老头子要给这个年轻人放出一条路来！
那一年，苏轼还仅仅是一个21岁初出茅庐的后辈。欧阳修贵为文坛泰斗，没有嫉妒与打压，而是扶持与让路。正是这份格局，让北宋文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生动景象。
对于自己的同道中人如此，即使对那些政治上的对手甚至敌人，欧阳修也拿得起，放得下，从不公报私仇，落井下石。
有一年欧阳修被贬地方做青州知州，刚上任就有人在他耳边打起了小报告：“县令蒋之仪搜刮百姓，无恶不作，应该将他法办，为民除害。”随后又跟了句，“他哥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还能好到哪儿去？”
这句话击中了欧阳修的痛处，因为他的被贬正是这位蒋之奇所赐。说起来这个蒋之奇还是欧阳修的学生，和苏轼是同年进士，在欧阳修的举荐下当上了监察御史，可他是个投机分子，眼见朝中新党要得势，他竟然向宋神宗诬告欧阳修，事后虽证明是子虚乌有，但却搞得欧阳修声名狼藉，被贬出京。
对于欧阳修来说，说蒋之奇是自己的仇人也不为过。如今听到这样的反映，欧阳修下令调查。许多人都怀着看热闹的心态静观事态的发展，既然蒋之奇的弟弟落在了欧阳修的手里，估计蒋家倒霉的日子到了。可谁也没料到，通过调查，发现蒋之仪没有什么大的过失，欧阳修公私分明，秉公断事，不仅没有打击报复，反而力排众议，全力保他，还亲自找他谈话，让他安心工作。蒋之奇后来听说此事，不禁惭愧落泪。
还有一次，宰相陈执中被弹劾下台，外放地方做官。按照规制，要由翰林院起草一个制文，对官员写一个评价，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欧阳修的头上。陈执中一听头就大了，心说肯定听不到什么好话了，因为他对欧阳修没干过什么好事。当年陈执中任陈州知州，欧阳修前往南京任职，路过陈州，依惯例拜见地方长官，陈执中拒而不见，让欧阳修吃了一个闭门羹。后来陈执中任宰相，欧阳修做翰林学士，因为政见不同，两人互无往来。
有了这些前因，陈执中的担心并非多余。然而当他拿到制文的时候就傻了眼，因为上面对他的评价竟然是：“杜门却扫，苦避权贵以远嫌；处事执心，不为毁誉而更变。”意思说陈执中闭门谢客，不与外界往来，努力远离权贵以避嫌；处理事情从良心出发，从来不会因为毁誉而改变。
陈执中简直大喜过望，感叹说：“即使与我相知很深的人，也不能说出这样的话，这说到我的真处了。”他將此制文亲自抄录了一份，寄给好朋友李师中，由衷地说：“吾恨不早识此人。”
清人陈淡野在《相理衡真》中说：“人亦一器也，莫不各有其量。”欧阳修被尊为文坛领袖，为后世所仰望，一是才量大，二则是气量大。他的气度成就了他的格局，而格局则是一个人见识与智慧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