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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卖鱼30年

那时我还在赣州某报社做美食编辑,下了班,打算回家做道“赣南小炒鱼”给家人吃,又怕自己不太会处理鱼,便在鱼摊前犹豫不决。最终,还是鱼贩先开的口。

“小伙子,想买鱼啊?”

“嗯,准备做个小炒鱼。”

鱼贩笑眯眯地说:“哎呀,阿姨这里正好有1斤多的草鱼,做小炒鱼正合适,今天都快卖完了,便宜点给你。”

得到我的默许后,她麻利地捞起一条鱼,摔晕刮鳞,取出内脏。

我暗自打量起面前这个忙碌的女人:身材矮小,头上顶着时髦的金色大波浪,和穿着的防水胶衣、胶鞋格格不入,棱角分明的脸上嵌了一双丹凤眼,唇上还抹了口红。

这个阿姨还蛮讲究的嘛,我心想。这时,她突然起身,把杀好的鱼装进袋子递给我:“小伙子,鱼我已经给你剁好了,回家冲一下就可以做。”

我打开一看,鱼身已经切成了大而均匀的薄片,鱼头和鱼尾整齐地码放在上面。我付过钱,连连道谢,阿姨挥挥手:“下次再来啊!”

从那以后,我买鱼都只到金发阿姨这里买,听市场里的人都叫她谢阿姨。一回生二回熟,每次去买鱼,谢阿姨都拉着我聊家常。

2020年10月,“社区团购”在赣南这座三线小城遍地开花,光我住的小区,就有3家平台、8个自提点。架不住“击穿底价”的宣传,我也在平台上买过1分钱一斤的脐橙、18元一斤的猪蹄和5元一条的鱼。

“便宜就行了,随随便便解决一顿,又不用出去买,方便一点儿。”家人都这么宽慰自己。但我是对“吃”很看重的人,没过几天,我又来到了谢阿姨的鱼摊上。

市场没有原来那么热闹了,下午6点,大部分的摊贩都收铺了。以往这个时间,可是菜市场的“晚高峰”。我穿过一排冷清的商铺,来到一盏白色长管灯前。谢阿姨面无表情地坐在鱼摊上,见我来了,才打起笑脸:“小伙子,来了啊!”

我朝四周扫了一眼,坐在了谢阿姨刚才坐的椅子上,像平常那样打开话匣子:“阿姨,现在到处都是社区团购的广告,很多人在社区团购上买鱼了,你知不知道?”

谢阿姨放下了手里的鱼,看着我说:“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她用手点了点周围的摊贩:“就是这个社区团购,搞得我们这段时间都没生意做。”

谢阿姨本名谢宝珍,1970年出生在赣州的水西镇。

当年的赣州除了城区,基本上都是山路。托了上天的福,谢阿姨家离赣江并不远,每逢农历双数客家人“赴圩(集市)”的日子,夫妻俩就去江边买鱼。买来的鱼用搪瓷盆装着,再用担子挑到赣县、虎岗等离江边较远的乡镇去卖。

那段日子虽苦,但讲起来,她眼睛却是闪着光的。

1993年,赣州卫府里改造成为农贸市场。谢阿姨认为机会来了,便和丈夫商量,用卖鱼存的钱,租了一个小商铺。如今看来,她的决定是对的。市场建成后的很长时间,逛卫府里市场都是赣州人的潮流。

“那时候生意好哇,最多的时候我们租了6个铺子!”谢阿姨翘起大小拇指比了个“6”。挣了钱的谢阿姨在水西盖了一栋房子,成了当地最早盖水泥房的人家,逢年过节,亲戚都聚到她家。

然而,舒坦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1999年,谢阿姨的丈夫患上了肠癌。积蓄都拿去给丈夫治病了,往时逢年过节必到的亲戚开始躲着谢阿姨,怕她管自己借钱。家里除了当初盖的水泥小楼,什么都没有了。

丈夫去世后,她打算在仅余的摊位上继续做下去。好歹她也是老商販,熟人多,门路广,前些年开拓市场,维系了一批固定的采购商,一个月稳扎稳打也能挣6000多元,若碰上酒店、大排档进货多,还能赚更多。然而如今看来,这个目标是越发不可能实现了。

团购App页面上闪着“今日红包福利”,点击后便弹出信息:您已获得85。59元,推广提现。还有1分钱一份的蔬果,做任务就能领。

我问谢阿姨怎么看待这些营销策略,她不以为然地说:“虽然我做的这个是小生意,但是做生意的人都一样,是不可能亏的。”

听她说完,我一阵默然。到家后,我的内心良久不能平静,思来想去,向单位请了4天假,决定去谢阿姨的摊位上帮忙。

第二天早上,我6点就来到谢阿姨的鱼摊前,但还是晚了一步——谢阿姨的鱼摊在凌晨3点就忙开了。天还没亮,她就拿着酒店的预定单,去仓库逐个备货。有条件的大酒店一般都有养鱼池,送活鱼去就行;连锁餐厅和大排档则没有,她要一条一条把鱼杀好,去鳞去内脏,打好包,等酒店的人来取,或是在午市开业前送过去。

等我赶到时,她已经把这些活忙完了。

12月底那几天,赣州只有3摄氏度,菜场的阴暗潮湿让寒冷变得更加刺骨。谢阿姨坐在椅子上,眯着眼,满是老茧的手冻得通红。

早上7点30分,天亮了,按理说,该到了老头儿、老太太集体出门买菜的时候,可我环顾四周,发现市场依旧冷冷清清。

时针指向10点,终于来了第一位客人。他要了一条雄鱼,我穿好围裙,学着谢阿姨的模样,麻利地从水里捞出一条鱼。

刮鳞是个细致活儿。我翻来覆去刮了几遍,又从上到下摸了一遍,确保都干净了,再从鱼头处下刀,把鱼剖开,除去内脏,将鱼泡单独拎出,给客人留好。

把鱼递给客人后,我们收到今天的第一笔进账:39元。我脱下围裙,理了理沾满鱼鳞的头发,谢阿姨望向我,笑着问:“好玩儿吧?”

之后陆续来了两三个客人,买的都是一斤多的草鱼。有一回,客人在摊前驻足,我微笑着迎上去:“师傅,您要什么鱼?”

“小伙子,你们这鲈鱼和草鱼怎么卖哦?”

“草鱼7元钱一斤,鲈鱼13元一斤。”

话音刚落,那人头也不回地走了——在社区团购App上,鲈鱼9。9元一条,草鱼一斤只要2。99元。

雄鱼卖出的39元,竟成了当天最大的一笔零售额。


  
  在鱼摊帮工的第二天,我依旧是早上6点到。

家人觉得我去帮工实在是多此一举,“随便看几篇报道也能写出来”。我没理会,想着做事还是要脚踏实地。

这天有5家餐厅订了货,但都没有配货员,要谢阿姨亲自送过去。我是美食编辑,对赣州的餐厅了如指掌,便主动揽下送货任务。谢阿姨答应了:“到10点没人来买鱼了,我跟你一起去。”

10点过后,果然没客人了。订货的5家餐厅在我供职的报社做过推广,我和几位老板都颇有交情。然而那天,作为他们的“供货商”,我突然感到浑身不自然——据我所知,他们进得最多的草鱼和鲈鱼,到了夜市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招牌菜“赣南小炒鱼”和“炭烤深海鲈鱼”,卖到48元或者88元一份。

生意做得最大的时候,谢阿姨曾经“拿下”过赣州大部分餐厅。如今还从她这儿进货的,就剩这么几家了。“餐厅什么便宜买什么,在那个社区团购上买,第二天货就送到门口。之前有几家都是我送的,现在都不来了。”

我安慰她:“三分天注定嘛。”谢阿姨闷闷地叹了一声,不说话了。电动三轮车停在餐厅门口,不等我搭手,她便抬起几十斤重的筐,一步一步挪向后厨。

送完鱼,我们回到市场继续营业。谢阿姨的手机响了,微信收款提示她已收到了当天的第22笔收款,后面是当天的营业总额,共计774元。接下来再送一家麻辣烫店订的鱼,当日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麻辣烫店开在商城步行街,是家新店。我提着切好的鱼片进了门,老板是个胖胖的女人,她接过袋子,轻声嘱咐我:“明天我们那单暂时别送了。”

“啊,为什么?”

见我一脸疑惑,她将我引到一个冰柜旁,用手指了指冰柜角落里堆着的袋装鱼片:“我们先用这个,团购上买的,看看好不好。”

帮工的最后一天,我打算早点到。凌晨2点30分,闹铃响了,一掀被子,我瞬间就后悔了——太冷了。那天,靠近广东的赣州,气温已降至零下1摄氏度。

来到仓库时,谢阿姨已经忙开了。见我来,她传给我几张单子:“按照上面酒店的需求,一条一条拿,杀好,用黑袋子装。”

仓库很昏暗,在白炽灯光的反射下,每条鱼背都是黑的,很难分辨。想着反正每种鱼都要,我先捞上来几网。大小不一的鱼在潮湿的水泥地上甩尾跳跃,污水飞溅在头发上、脸上、衣服上,我们俩毫不理会,用袖子擦一擦,就继续忙手上的事。

说实话,之前我没杀过生。初时杀鱼,我连看都不敢,要是旁人在边上观摩,一定觉得场面滑稽——一个大小伙儿蹲在地上,紧闭双眼,抿着嘴唇,一手抓鱼,一手拿起刀背,对着鱼头猛砸。

杀多了也就麻木了。到后来,我几乎是面无表情地把鱼拍晕,刮鳞,去内脏,然后丢到一边,一条,一条,又一条。

所有鱼货处理妥当后,已是清晨5点。昏暗的摊位里,我打开前置摄像头端详:我的眼角泛着血丝,头发则贴在脸上,流下一道道猩红的印迹,嘴里也是鲜腥的味道。我感觉自己好像一名午夜屠夫。

谢阿姨拍拍我:“小伙子,还好吗?”

“不太舒服,想吐。”我说。

她让我去洗把脸,漱漱口,还给我买了豆浆,说:“一开始是这样,做多了就习惯了。”

这些鱼送到顾客手上,就是无数人劳累一天后的晚餐、亲朋好友间宴客送人的佳肴,也算是有好的归宿——谢阿姨这么安慰我。

她说:“我们这些人,做的是杀生的活儿,所以更要善良。我卖鱼卖了30年,没做过亏心生意,我杀鱼也是为了养活我的两个女儿,这是天理,菩萨会原谅我的。”

想起十多年前人群熙攘的卫府里市场,我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只剩4个鱼摊了。”谢阿姨说,“原来卖鱼的有3排,12个鱼摊,大家都抢着租,现在这里都没人租了。”

那天的营业额只有446元,甚为惨淡。也许,这种惨淡日子也并不长久了。

临走前,我问谢阿姨:“要是哪天你不做了,会去哪里?”

谢阿姨朝我一笑:“我就去找我大女儿啊,她老早就不让我做了,觉得我辛苦,但我们是农村人,手脚闲不下来。”

我给她包了一个红包,她却怎么也不肯收:“你免费帮我做事,我还收钱,太不地道了。”

我拗不过她,就到隔壁商场买了些补品,放在鱼摊上,便离开了。

告别谢阿姨时恰好是中午放学时间,看着嬉闹走过的孩子,我感觉不到一丝波动,心情就像那天的天气,阴冷而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