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5日，我的第一篇文章刊载于《明报》，至今已逾15年，现在才准备出第三本书，我清楚知道自己不是作家。只是这15年里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偶尔有所感触，心中有话想说，就会写篇文章跟大家分享。我习惯深夜写作，通常是早上6点完成，然后我会迫不及待发给好友金圣华，等她7点半起床，请她打开计算机，听完她对文章的回应，我才安心睡觉。
多年来，每逢1月1日元旦当天，我都会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报章杂志上同步发表一篇文章，有时1年只出这一篇，还是被圣华逼出来的。今年，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关系，我们全家到澳洲农场暂住两个半月。记得蒋勋说过，如果去到一个荒岛，只准带一本书，他会带《红楼梦》。这次我带了一箱书，除了三大本《红楼梦》原著，还有三大本《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一本《王蒙的红楼梦》、两本高阳的《曹雪芹别传》。平常看到厚厚的书就没耐心看完，这回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白先勇那三大本书啃完，结果一开始读便放不下了。能够在一本书里看到当代作家白先勇谈论世纪作家曹雪芹，听白先勇仔細分析解读他口中的天下奇书《红楼梦》，真是一大享受。书中有对曹雪芹本人的分析，也说出《红楼梦》好在哪里，以及如何以神话的架构描写贾府由盛转衰的过程，看完这三本书可以说是结结实实地上了一堂文学课。
我常常形容金圣华总是手持着无形的软鞭，只要我一懈怠，她就会抽我一下。避疫期间她又轻轻地提醒我：“青霞呀，你趁现在没什么事好做就写点文章吧，你可以把李菁那篇完成啊。”李菁一生的遭遇对我冲击很大，一直想写篇文章把我内心强烈的感受说一说，又怕说得不好，对她造成伤害，所以迟迟不肯动笔，金圣华、胡晴舫都极力鼓励我写，她们说把你跟我们讲的故事写出来就成了。
看完白老师的书，我茅塞顿开，文思泉涌，开始写《高跟鞋与平底鞋》，把酝酿2年的李菁的故事一口气写完，《闺蜜》写好友施南生，也只花了2天时间，每篇3000多字，之后又写了《知音》（胡晴舫）。想到要出书必须有篇自序，再加一篇《无形的鞭子》，平常一年一篇，现在竟然1个月写出4篇，能够写得如此顺畅，实在也是因为拜读了白先勇老师的书所致。
天地图书出版社要我把所有文章传过去，算算共有多少字，我集结了20篇，有约3万字，我说太少，社长建议我请几个人写序，再补写几篇大家都熟悉的人物，加上数十张照片，内容便很丰富了。于是我想到请三位好友江青、胡晴舫和施南生作序，不料她们三位的反应那么一致，都说我前两本书的序文是白先勇、章诒和、金圣华、蒋勋、琼瑶、马家辉这些红牌作家写的，她们怎么敢写。“他们是红牌作家，你们是红颜知己啊！”我说。其实我知道她们都会很高兴帮我写的。江青姊两天内就写出一篇文情并茂的动人序文。南生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面对两位作家感到很大压力，晴舫现在公务繁忙，我也不催促，她们都是真性情之人，写什么我都喜欢。
回忆起初识圣华是SARS袭港的时候，今年更是新冠疫情袭卷全世界，前后17年，她总是我最初的读者。没有她的鞭策不会有《窗里窗外》，也不会有《云去云来》。永远记得，十几年前我们挽着手，漫步于又一城商场地下室的PageOne书店，浏览书架上的书，圣华说：“想想以后这书架上有你两本书，那有多开心。”我扑哧一笑：“这是不可能的事。”数年后在那长长的书架上，真的有《窗里窗外》和《云去云来》，我凝望着那两本书许久，真是各种滋味在心头。
前几天早上，我把刚改好的《知音》传给圣华，她醒来打给我：“青霞，这篇文章改过以后简直好得受不了了！”我咯咯咯笑得好开心，跟她聊起我的学生时代，初中联考考不上只能读夜间部，高中联考考不上只能读私立学校，大学联考考不上只能拍电影。有一次跟朱经武等人在太子大厦的Sevva西餐厅晚餐，他们中一个做过香港科技大学校长、一个是报纸的社长，都是大学毕业，聊起他们的大学生活话题不断，看他们那么开心，我说真遗憾没读过大学，他们听了异口同声地说：“你要是读大学就完了！”我一时愣住了。后来想想也是，求取知识不一定要在大学里，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求长进。圣华非常惊讶我的联考经历，她是从小就读那种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名校，最后还在巴黎索邦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她怎么能够体会我这落榜者的心情呢。
从小书读得不好，现在却以读书写作为乐，万万没有想到，我的文章竟然得到许多知名大作家的赞许，我当是拿了文凭，这也印证了我一生所坚信的座右铭：有志者事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