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的自画像
看日本作家太宰治的女儿太田治子写的追忆录，读完，我叹口气，因为书里提供的材料，不是一手的，支撑力较弱……这不能怪她，她是一个私生女，又是遗腹子，在她未出生时，太宰治就自杀了。所以，这本追忆录的主要内容是：她母亲的零星记忆，太宰治的作品中与她母亲相关的部分，他们的通信以及她自己的大量推理。“我觉得”“可能”“或許”“大概”“我想”串联起了整本书，那不是纪实，而是被揣测得近乎虚构的东西。这种代表着主观判断的词，使我无法找到落脚点，也不敢作为佐证材料使用。
这本书触动我的，与其说是内容，莫若说是一种寻父心切的情绪。
它让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纪录片，讲的是路易斯·康的儿子的寻父之旅。路易斯·康是我特别偏爱的一个建筑师，我一直都留心收集他的资料，在寻觅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这部纪录片。
这部片子的主角，是路易斯·康的儿子，他出生时路易斯·康已经61岁。路易斯·康是个工作狂，偶尔忙里偷闲时，会开车来看他和他的母亲，逗留至半夜。在这个儿子11岁时，路易斯·康心脏病突发，猝死在纽约的一个公厕里。这个儿子对父亲的印象是模糊的，所以，在他成年之后，他就一次次地去找父亲的亲戚、同事、合作伙伴、前女友，飞到世界各处，徜徉在父亲的建筑作品里，在父亲浇筑的水泥地上狂奔，抚触父亲打造的柱子，眯着眼感受那美妙光影……他怀着侦探般的好奇心和耐心，一点点地拼凑出父亲的形象，在脑海里，重建一个完整的父亲。
就像太田治子，熟读了父亲的书，时不时拈来一段，分析出种种深意。作为儿女，他们是艺术家的肉体果实，而这些小说、建筑，才是大师们用全部心力孕育出来的精神儿女，后者比前者更深刻地携带着他们生命的印记，也是他们灵魂在世间的留痕。艺术家未必是尘世子女的好父亲，却都是精神儿女的好父亲。
回忆录的类型以执笔者的身份来分，可以宽泛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关系密切的家人、伴侣写的，偏重生活细节的堆积，鲜活而情感充沛；一种是艺术同行或研究者写的，落笔的角度会偏向作品分析和美学认知。但是，如果是这种没有和父亲长期生活过的儿女写，当直接经验和感性体验都不足时，就可能会混合叠加这两种写法。
大师们都没有完美地履行俗世的责任。但是，对一个艺术家，从私德的角度去审判，并非我的写作目的。
比如路易斯·康，他贵为一代宗师，却从未向商业低头，而在所有艺术门类中，电影和建筑是社会化程度最高、必须要大量财力和社会资源支持的。也因为这种不屈服，路易斯·康的一些作品不能进入实操层面，也使得他这样一个杰出的建筑师在商战中落败。当他落魄地倒毙在公厕时，还背负着几十万美元的债务。他不是“渣男”，事实上，他近乎苦行僧，吃睡都在办公室和工地，他把自己燃烧殆尽，全身心地献祭给了美。他创造的空间，就像被神的手指点过一样美。他爱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用他制造的光影之美，让每个走进他的空间的人，有置身于天堂之感。
路易斯·康的儿子一路苦苦寻访，找到当年和他父亲合作的那个孟加拉国的建筑师，他们并立在路易斯·康最后的作品里。在那座巨大的建筑中，肉体上的儿子，仰望着父亲精神的儿子，听见那个孟加拉国建筑师说：“你的父亲爱所有的人……而当一个人爱所有的人时，他往往看不到离自己最近的人……”
说起来，太宰治和太田静子的肉体女儿，是写追忆录的太田治子，但他们的精神女儿，却是太宰治以太田静子的日记为母本结出的文学果实——《斜阳》。有一天，我收拾爸爸的书柜，竟然翻出了这本《斜阳》，20世纪80年代的书，封面是简单的色块和人物的剪影，谈不上装帧精美，纸页也早已发黄。我慢慢地看着，发现在79页处，书页是粘连的，爸爸根本就没有读完它，他是只读了几页就不感兴趣吗？我的爸爸是个斗志昂扬、不服逆境的人，估计不会喜欢太宰治这种颓废糜烂、没落贵族的情调。
爸爸爱买书，且会在扉页上做标注，这本《斜阳》上标注的是“1981年11月2号，购于新华书店”。爸爸当时在御道街上班，彼时南京只有新街口的一家新华书店卖爸爸最喜欢的外国小说，这本书可能是他利用午休时间逛书店时顺便买的。
如果爸爸还在，我能和他讨论这些吗？告诉他，我虽然在他身边长大，心里却始终和他有隔膜。这些隐秘的精神牵连、血液里的传承，似乎比血缘更让我觉得亲切。他的那些旧书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版本，开本小，散放在整齐、簇新的新书里，格外有落魄相。我把它们整理好，放进小小的藤编书架里，它们和那个半旧书架的色调很协调。
我就这样任它们在墙角里沉淀出暮色般的书影。
解读太宰治女儿的追忆录，无意中也成了我的寻父之旅。
写着写着，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爸爸很喜欢我给他唱一首歌。我模糊记得有“不怕风雪要去找爸爸”的歌词，在网络上找了半天，原来是《咪咪流浪记》的主题曲。我一边写文章，一边反复放：
落雨不怕
落雪也不怕
就算寒冷
大风雪落下
能够见到他
可以日日见到他面
任何大风雪也不怕
我要我要找我爸爸
去到哪里也要找我爸爸
我的好爸爸没找到
若你见到就劝他回家
你要看见他，就让他回家。让他回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