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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海上来

母亲的学历止于小学,这是外公的主意。外公很早就表明态度,母亲小学一毕业,就得外出打工以贴补家用。母亲的老师得知后,特意来访,试图说服外公,让母亲继续升学。母亲说,她远远见到老师的身影,就赶紧溜出家门,躲在邻近的巷口,她怕自己在场,大人不好说话。一边躲着,一边忍受胸腔内那急速搏动的焦躁。母亲拼命祈祷,希望外公会回心转意,自己能够跟其他人一样,无忧无虑地坐在教室里学习。当老师青着脸踏出母亲家门时,母亲的心一沉。外公并不认为女儿坐在教室里,握着铅笔,朗读课文,能让他多买上一瓶酒,而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工作却可以。

升学路断,母亲疾奔上邻近的小山丘,望着大海。不能在父亲面前表达的幽怨,悉数化为泪水。几天后,她成为女工。那一年,她十二岁。

在工厂安顿好,母亲瞒着外公报了夜校,并请同事帮她圆谎。钟一响,母亲就奋力踩着向别人暂借的破“铁马”,哐啷哐啷地去上课。平常浸泡在酒精中醉生梦死的外公,对于钱倒是很精明。没多久,外公算出母亲上呈的加班费有短缺,当下冲往工厂堵人,眼见纸包不住火,同事只得吐露实情——她去读书了。母亲下课返家,外公怒不可遏地将她一顿痛打。母亲退了学,之后几十年,她都没办法回到教室,听上哪怕一个钟头的课程。很有可能,她整个人的一部分,也被彻底地禁锢在那个挨揍的夜晚。

十四岁时,母亲在外婆的建议下,独自踏上前往高雄的船。在高雄,母亲一口澎湖腔的闽南语,常遭人嘲笑。她跟一位同事交情甚笃,下班后,便从对方身上模仿“标准”的闽南语;其他闲暇时间,她继续学普通话,工厂内的报纸是她的免费教材。母亲是这样自修的:左手拿报,右手执笔,一旦出现生字,圈起,拿起字典查找,然后在报纸留白处反复抄写,直至完全记熟那个字的形、音、义。

从小到大,我眼中的母亲,认识很多字,说话也字正腔圆。后来,母亲揭晓个中隐情,我才恍然大悟,母亲无意识地调换着符号与象征,只想获得一种命运:不再被人霸凌。这段经历也滋养出母亲沉静的个性:她从不贸然评说一个人的好坏,也能忍耐别人对她的胡言乱语,心性平静,波澜不惊。

母亲以长女的身份守护着她的家庭。外公基本不捕鱼了,成天意兴阑珊地晒网。母亲把手足一个个地接到高雄,眼看这个家即将拨云见日,她却罹患重病,近一米七的个子,消瘦到三十八公斤。医生说,唯有台北的医院可以收治。母亲反过来安慰外婆,说她累了,这样就好,不用再治疗了。母亲算过了,交通费、住宿费和医药费会再次压垮这个家庭。母亲瞒着外婆,把大妹唤来榻前,嘱咐她撑起这个家。后来,她奇迹般地以一帖中药渡过难关。母亲说,那时她觉得就这样子走了也无所谓。活着未曾感受到多少幸福,倒想再一次投胎,看看是不是能有更好的生活。

我问母亲,为什么想要孩子?母亲说,前半生,她最常有的情绪是孤独。长年在外拼凑家计,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很短暂。等到日子不再那样匮乏,手足一一成家后,她反而困惑了。母亲打了一个比方:“就像你把家布置得很理想,看了看,很满意,这么舒适,为什么不再邀请一些人来呢?我邀请的人,就是你们。”

我想,母亲之所以渴望孩子,也是想通过我们,让她朝思暮想却永远也得不到的某种氛围得以再现,而这一次她能够不被辜负。孩童的存在,提醒我们,活在当下,也要活在未来。而孩童的未来性,有时也能使母亲借由我们的童年,去弥补她儿时的遗憾。

我三岁多时,母亲把我们姐弟从奶奶身边接来同住。平日她把我们送入幼儿园,假日则带我们去博物馆。我们一同观看细胞分裂、恐龙灭绝、哺乳类动物幸存的影视资料,对猛犸象和噬菌体的外形激赏不已。我对动植物萌发了浓厚的兴趣,势必认读每一段介绍文字,母亲在我身后一行行朗读,不忘给我解释含义。我们也去书店,这其实是她最享受的时光。为了安抚我们,她允诺,我们离开时能带走一两本自己喜欢的书。我跟弟弟从母亲那犹豫为难的语气中,误以为书是贵得要死、别的小孩子拼命也要获取的奖励。之前进入安静场所而翻涌的躁动,瞬间转化为狩猎般的探险兴趣。

曾有一回,一本书的插图吸引了我。文字没附注音,有些段落我读得很吃力,我抱着那本书,请母亲念给我听,她从自己的书本中抬起头来,迟疑了几秒,说:“妈妈也在读书,你可不可以挑一本简单的自己读?”语毕,她的目光又落回书上。我至今仍忘不了那暗淡的心情。我以为母亲会放下书本,但她没有,她把书本抓得更牢,仿佛那是一张船票,她将乘上船,前往更丰饶的地方。

上小学时,母亲慎重地交给我一样物品:字典。自字典交到我手上的那一秒起,母亲就再也不帮我认读任何一个字——读不出招牌上的字,问她,她只要我记下,让我返家后查字典。

我当然讨厌母亲的做法。有时童话读得兴起,去问母亲,她也是狠心遥指家中摆放字典的矮柜。为着一个字,得在字典里翻尋,字字都在“此山中”,对于幼小的我,也有“云深不知处”的无奈。我为了轻减日后的负担,若课文学到“雨”,就连着部首一路读到“雪霞霜雾霪”,也因为每个字都是我亲手掘出,便显得格外刻骨铭心。

上小学时,我是敬仰母亲的;升入初中后,这份敬仰日渐生变。

初中的第一堂英文课,老师问全班,有谁没办法按顺序念出所有的英文字母。我没有多想便举了手,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竟是少数。回家后,我把这份难堪与羞耻扔给母亲。母亲向我道歉,说:“我只读到小学,不清楚原来英文这么重要。你的学历比我高了,不然这样,我再带你去买一本英文字典,好吗?”我以沉默作答。这份复杂的情绪,到了高中愈加严重。升学考试不仅筛选出成绩好的学生,也隐约淘洗出家世背景较好的同学。多数同学都有家学渊源,相比之下我的背景相当突兀。客观上我明白“万般皆是命”,主观上却藏不住“半点不由人”的感伤。我的挚友,自小就受到父母的严加管教。我向往这种家庭,以为爱一个孩童不过如此,约束他、管教他,确保他没有辜负每分每秒,年年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那时未能读出挚友的隐忍,隐忍自己得收下一份过于贵重又不能拒绝的礼物: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注下,你必须活成人上人,为父母争气。

我甚至谴责了母亲的“无为而治”。

高二时,我因胃酸倒流,每个星期有一天得去医院检查。我跟母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等待显示屏上号码的跳跃,有时母亲会想到什么似的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下一秒,她又陷入自我审查、修正,“算了,当我没说,我也没读过书,我懂什么”。对话便到此终止。又一个星期,我们坐在同一张长椅上,忍受同一份尴尬。相比之下,做胃镜真是太轻松了,一根细管,数次忍耐和几分疼痛就能看清楚病灶。也许那时候我与母亲之间也需要一根管子,去查看生活的酸液是如何将我们之间的关系腐蚀出窟窿的,為什么我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只剩下沉默,沉默至少稀释了我们对彼此咆哮的欲望。我怨过她,怨她什么也不懂,填志愿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学校的排序。这反复纠缠的情结,直到我大学毕业,才有了释怀的契机。挚友与我吐露生命的负担,我也看到其他孩子的伤楚。他们被父母的期望压得喘不过气,而我的母亲从头到尾,不忘送给我最难能可贵的爱:自在。

我本该向母亲道歉,但我没有。我以为母亲能从我重新释出的依赖,理解到我对过往言行的懊悔。我低估了道歉这一举动的功效,对受伤的人而言,这是不容省略的仪式。

一场国外旅行,终于使我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那时,酒店的系统出了点纰漏,我们一行人准备就住时,酒店已是满房的状态。我跟前台服务人员用英文争执起来,母亲也很紧张,不时出声询问。工作人员请来经理,我得同时和两个人沟通,母亲的频频询问让我左支右绌。我转头,以不耐烦的语气说:“你先在旁边等好不好,我这里很忙。”几天后,在餐厅里,母亲突然开口说:“那日在前台,你让我很受伤。你让我觉得我英文不好,什么都不懂,是个累赘。”母亲似是再也承受不了,一把撕开我们多年以来绝不轻易碰触也从未结痂的伤口。她问:“命运怎么开了个玩笑,让鸭子生出天鹅呢?”闻言,我跌入时光的回廊:博物馆的标本、为我朗读介绍文字、手上字典的重量、我升入初中时既欣喜又心酸的祝福——“从今天起你就读得比我高了”,也包括高中之后的片段回忆……在她认识的字比我多时,我们相互理解;而在我习得的知识比她多时,我却单方面地关闭频道,再也不让她收听。羞耻感淹没我的心房,我岂止红了眼眶,眼泪也扑簌簌直落。

“鸭子怎么会生出天鹅呢?”我生平见过最温柔、最友善的控诉,再也想不到还有其他表达方式,比这样的言说更委婉深沉。

我深知母亲苦于她的失学。终其一生,她在职业上的选择很少,也总是碍于学历而不得晋升。我深知母亲辛劳的一生与她长女的身份密切相关,她牺牲自己,换来手足上学的机会。我偶尔体谅,偶尔怨怼。仿佛她可以选择,其实她根本没有选择。

我向母亲道歉,我错了,我的书读得太差劲了,知识的存在是用以认识自己,而非否认来历。母亲也掉泪了。她原谅了我,她总是能谅解别人对她的误解。

到了三十岁,我看得更清晰。母亲没有给我指示,她给了我一盏明灯,我要往哪儿去,她极少干涉。

我跟弟弟对知识的恋慕,很大程度上来自模仿,模仿我们最重要的人对于知识的渴慕。她若得一秒钟清闲,就读一段文字,无论报纸还是杂志都好,而她的两个小孩跟在她的身后,陪她摇头晃脑,把整个世界都收纳于掌中开合的书页。母亲没有藏私,她并没有为我们精心规划出缜密的学习计划,也不曾给我们编排课程,她甚至从不评价我们成绩的好坏。她只是把我们引到水畔,我们见她泅水、拍浮,时而没入水中,时而浮出水面深吸一口气。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来自一个十二岁时离开教室的小女孩。

再次回答那个问题:“丑小鸭怎么会变成天鹅?”因为丑小鸭的妈妈,本来就是天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