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不再抱怨命运所赐的痛苦和灾难了，仿佛流浪的水手重回恋人温柔的怀抱。我将歌唱——用拙劣、嘶哑的歌喉纵声唱出注满海水的歌谣，像遥远的灯塔用光束找回迷航的船只，我也将努力找回那个迷失人间的自己。
1978年，我刚满15岁，已经上了一年高中了。
春季开学一个月后，父亲以“社会考生”的名义，给我在当地教育组报了名，让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作为一个有见地的知识型农民，当年的父亲一度非常振奋——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知识与科技将会推动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向前发展——他把对未来的赌注全部押到了我的身上。
很快，我就拿到了高考准考证：折叠着的两页硬纸片，“准考证”三个字占整个封面的三分之一。那年湖南省的高考日期是7月12日，考场在教育组附近的注南（村）小学，考场纪律很严，除主考官外，前后各有一名陪考。
没几天，父亲就带回来了高考结果：大队上只有教我们初中物理的梁云老师考上了师范，而我语文考了86分，数学只有39分，总分离录取线还差17分。父亲还是很高兴——我高中剛读了一年，就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明年可谓十拿九稳。
我知道父亲对我读书这件事，投入了太多的期望。父亲在家里排行老幺，年幼时祖父一直在尽力供他读书，父亲读完初中，在我们当地小学当了老师，在当时算是相当有文化的了。
父亲四处打听，得知我们高中当年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后，便决定让我转学，费尽周折，硬是找关系把我送进了祖母家附近的华容四中。当时，之前的高中不肯放人，为此还折腾了好一阵子。
报到后的第三天，我的新班主任周老师就把我叫到他宿舍里，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他是历史课老师，当时快50岁了，人瘦高，皮肤黑而粗糙，戴着有很多圆圈的眼镜，看什么都是一副很认真的样子：“你参加过高考？听说考得还不错，就差十多分上分数线？”
“是的，是作为社会考生报的名，连我之前的老师同学都不知道，考场上就我最小，有人岁数都跟我父亲差不多了。”
“哦！那你加油吧。今天刘副校长从县教育局开会回来，还为你的事召开了专门会议，校方已经接纳你了，顶了很大压力。你之前的学校不想放你，想靠你实现高考零的突破，争议好大呢！”
从此，我正式成为华容四中的一名通宿生，不住校，一日三餐在伯父家吃，早晚自习一节都不落。
我不敢懈怠，几乎整天泡在书海题山之中。每天早上起床后，不管什么季节都会先用冷水洗把脸，然后跑步入校，开始一天的早自习。有一天去得早，学校电闸都还没通电，我便只能用教室角落的煤油灯看书。
陆陆续续的段考、中考、小考、期终考的成绩出来了，我总是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单科长期驻在榜首，引得同学们惊讶羡慕。
那时各行各业对文化知识的需求犹如久旱盼雨，学校也想方设法地想把教学质量抓上去。没过多久，校党委决定重新调整分班，毕业班分出了文理科，进而又分出了重点班和普通班。我们班作为文科重点班，人数压缩到了39人。
我去看过普通班的学习状况：人数比两个重点班还多，上课时，学生在讲台下面飞舞打闹，像在集市上卖菜，老师在台上讲到喉干舌苦也没人理。
而重点班每天的课程则排得满满的，班里还订有报纸杂志。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都十分高涨，对知识无比渴望。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分别考入了北京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大、岳阳师大等知名学府——那时候大学的升学率才只有百分之几。
一个学期接近尾声，迎接高考的紧张气氛也越来越浓了。有时候，我也会住在学校寝室里，就在我生疔的头一天晚上，我还跟一位同学（他后来当届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了我们当地的美谈）临时挤在一个铺位上。那晚，我们畅谈着各自的理想，规划着未来，几乎一夜未眠。
等到第二天的数学课上，我忽然感觉离太阳穴不远的地方，似乎长了一个又肿又麻又木的东西，伴着持续的低烧，整个人的状态十分萎靡。整堂课都趴在课桌上，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无心去写。
下午放学后，我回到伯父家，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伯父用瘦肉作码子给我下了一碗面条，叫我无论如何都要吃一点，然后又从他那些瓶瓶罐罐里倒出一些粉末，帮我涂在患处。
那一夜我几乎完全没有睡着，总是口干舌燥，起床喝了无数次茶，行走都有些不稳了，不是踢着凳子，就是摔了碟子茶杯，全身也持续发烫。
到第三天下午，堂兄回了家，觉得我的情况十分不妙，赶紧与伯父商量，又跑到粮食管理总站拨通了我家那边粮管站的电话——就在197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我母亲接到粮管站的人送来的口信：你们是不是有个儿子在四中读书？刚刚那边来了电话，你的儿子脸上长一个疔，蛮危险，叫你们赶快去！
母亲当时吓得说不出话来，一路小跑往来赶，一路上还不忘看看路旁的人家谁有黑鸡婆拉的屎和菜园是否有长着油绿叶片的芋头——她听老人说过，这两种东西“背毒”很管用。
后来她跟我说，那年正月初二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人在我家窗前问她要不要白房子，她就随这个男人到旁边大堤上，男人指着扎得很漂亮的灵屋子对她说：“这个可以住十几岁的人。”母亲说，梦里她看见我正好在那里，围着灵屋子转了几圈，没有跨进去，转身走了。
这个不祥的梦母亲一直存在心里，将近一年的疑惑与担心，竟在这个时候，以这样一种残酷的方式显现了。
父亲也骑着自行车赶过来，母亲脚疲手软搭不上车，只叫父亲快点往伯父家赶。
父亲后来给我说，他赶到伯父家时，远远就看到了禾堂里用睡衣做的担架。我的整个头肿得毛线衣都脱不下来了，鼻孔里喷着阳尘灰，七窍都流血了，两只眼睛肿得似灯笼，左额的疔伤口还有少许的血脓水排岀，喉咙都肿大了。
父母赶快把我送到医院。医生会诊后说，这是疔毒引起的败血症，院方设备与医疗水平有限，建议马上转院。
母亲抓着主治医生的衣角就跪了下来，声泪俱下。医生护士们都很为难——当时我生命垂危，如果转县医院的话，根本没有救护车。“家属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只能这样了，马上抢救！”
那些天真是难熬，整个白天，我的点滴没有断过，姑妈坐在床头，把我肿得不像人形的头搂在怀里，让我保持着呼吸比较通畅的角度。我粗重的呼气里，开始几天还能看到呼出来的阳尘灰，小便也是血色。
母亲用调羹把水一点点滴在我干燥的嘴唇上。夜深时，她就一个人站在外面，躲在僻静处，向着旷野绝望地哭泣，弄得第二天早上来送开水的食堂师傅都埋怨道：“一晚上在窗外哭得人鬼不得安生，我们又要早起，谁受得了。”
学校领导、班主任周老师都来医院看望我，周老师看着眼前的一切，连声摇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仿佛一件心爱之物在左右交替之际失手打碎。
每每医院附近的机帆船一鸣喇叭，不要多久，就有很多左邻右舍的邻居涌入病房看我。
一个礼拜之后，漫天雪花在清晨出其不意地落了下来。我问母亲：“这是在哪里？我想回家。”我在床上挣扎，可是我的右手右脚却瘫痪了，一点都不听使唤。从医生口中得知，半身不遂是持续高烧不退的后遗症。
我勉强睁开肿得如桃子般的双眼，眼中的世界却像不同的版面般重影。医生跟我说：“这在医学上讲，是一种复视。要想身体状况完全恢复，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78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除夕在即，我必须出院了。
我的身体状况差到了极点，跟着机帆船在隆庆河的波涛上起起伏伏。风凛冽地在耳边晃过来晃过去，甲板上有些冷，两岸的村庄在眼前绵延着。
一切都毁了，一切都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满心想着的是自己为什么还要如此苟延残喘，拖累亲人们？
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我甚至怨恨起父母亲人来：为什么要救我，费尽一切心机，负债累累，以后的康复之路沉重而艰辛。最重要的是，我这半边残躯将在遥遥无期的盼望中，等待命运的垂怜。
“孩子，外面风太大，进去吧。”母亲温暖的手却握住了我冻红的手。我看到她眼里的光直直地注视着我，里面仿佛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东西，瞬间瓦解了我轻生的决心。我还能勉强行走，我还要继续坚强乐观地活下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父母要继续忙外面的事，我则每天在田边路基下挖点鱼腥草，洗净煮沸做茶喝。
无论多忙，母亲都要回家把从远房亲戚周郎中那里开来的中草药，一天一服煎好，定时盛一大土碗，让我喝掉。父亲也会去大大小小的医院找“加兰他敏”和“新斯的明”，药价二三十元不等，时常要向公社打报告才能批下来。
我一般早晨六點半钟左右起床，进行简单的跑步训练。湖区的田野自然而舒适，时不时会有小青蛙惊恐地从我脚边跳入沟渠里、荷叶缝里、高笋茎上。那些夹杂着农作物清香的味道不停地撞击着我的嗅觉——任何生命都有它值得珍重与珍惜的理由，季节的解冻已是势不可挡，春天以雷霆之势蓄势待发。
再往后，我也可以自己一个人搭机帆船到地区医院做理疗了，跟医生们混得熟稔，有个与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周医生，曾以“文红年青大有作为”作为前缀字，让我吟诗一首，我随即胡诌一首，他拿着写在处方单上的答案面露惊讶之色，将我会作诗的事逢人便讲。
为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父母还转手买了一台二手压面机，起早贪黑，发面粉、和面粉、压粗坯、压细坯、出面条，再用木架晾晒在操坪里。热辣辣的阳光反复舔在软软的面条上，不要多久，面条变硬变脆，切割包装上秤，一个接一个的客户就在一旁候着等着。
很快，我家面条的名声传遍了十里八乡，“个体户”这个新名词也出现了。
1978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我的同班同学几乎全部进入大学深造，后来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做出了傲人成绩。
而我，只能抱着“自己命运的咽喉岂能被扼住”的决心，四处求医问药、坚持锻炼，甚至在手摇压面机把手前流着黑汗。
右手不灵便，我就开始练习左手书写。开始时无数次都想放弃，但我还是躲在角落里，写下了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然后去找字迹工整的伙伴们帮忙誊抄，再去投稿。直到很多年后，我左手书写的字，也获得了市级书法家协会的奖项。
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终于考入湖南江南工学院（后更名为江南兵器工业职工大学）学习机械制图。
此刻，我终于不再抱怨命运所赐的痛苦和灾难了，仿佛流浪的水手重回恋人温柔的怀抱。我将歌唱——用拙劣、嘶哑的歌喉纵声唱出注满海水的歌谣，像遥远的灯塔用光束找回迷航的船只，我也将努力找回那个迷失人间的自己。
我终于可以对1978年说一声：再见，我的人生从此不再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