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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皮火车时代的烧鸡

绿皮火车,这个在中国大地上逐渐消失的符号,其实一直藏在一代中国人的基因中。在过去几十年漫长的岁月中,缓慢、拥挤、陌生又熟络,种种气味杂糅,充斥着五湖四海的口音,少不了啤酒与烧鸡的绿皮车厢里,呈现着一幅真实中国的图景。

摄影家王福春有一本影像集《火车上的中国人》,记录了从1987年到2000年,十多年间绿皮火车里的人生百态。有时候我会翻出这本书看看。其实我小时候没有太多机会坐绿皮火车出门远行,那时候,绿皮火车代表着远方。

许多人会怀念绿皮车厢里的食物。最常被人们提及的是烧鸡,烧鸡成为某种象征。没有在绿皮火车里吃过烧鸡的人,不足以谈论人生。

中国的“四大名鸡”都与火车相关:沟帮子熏鸡、德州扒鸡、道口烧鸡、符离集烧鸡。从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地图上,就可以看到这“四只鸡”与铁路枢纽的关联:

沟帮子在辽宁锦州,位于东北两条重要铁路的交会处:沈山铁路(沈阳—山海关)、沟海铁路(沟帮子—海城)。

山东德州则在京沪铁路(北京—上海)和京杭大运河的交会点上,无论是铁路还是水路,德州都是必经之地。

安徽宿州符离集也是交通要道,同样是京沪铁路的枢纽。纪录片导演陈晓卿就是符离集人,他从小吃着符离集烧鸡长大。据他考据,符离集烧鸡起源于抗日战争时期,距今不过几十年。

道口则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也是东西南北两条铁路交会之地。焦作煤矿外运需要经过道清铁路,南北走向的京广铁路也从此经过。

四只鸡,与铁路上的中国形成一种微妙的共振。在遥远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坐火车出远门,其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意义相当于如今坐飞机头等舱。出一次远门,可能要在绿皮车厢里摇晃几天几夜,在几天几夜中,吃喝拉撒必不可免。当时并没有工业化的包装食品,在路上除了携带的干粮与茶叶蛋,最体面的食物就是火车在站台停靠时,蜂拥而上的小贩售卖的烧鸡。

这烧鸡在当时,不仅仅是一只鸡。坐在局促的绿皮车厢里,周围挤满了人,众目睽睽之下,你悠然自得,轻轻撕扯下一只油腻芬芳的鸡腿。鸡肉的香味如此出挑,原本的车厢里充溢着沆瀣一气的浑浊味道:炒货味、人体味、花露水味、痱子粉味、尿骚味、放屁产生的硫化物味、几个月没有洗澡的腋窝味、饱嗝味、劣质香烟味……浑浊气味的交响乐中,忽然传来一股明亮激越的烧鸡的香味,如同在沉郁的大提琴声中飘来小提琴的欢快。这种香味没有侵略性,沉郁,妩媚,且持久,从鸡皮、鸡肉甚至鸡骨头的缝隙里,丝丝入扣地传递出来,经久不散。周遭人的眼神有意无意地盯着你,盯着你蠕动的嘴,盯着你手里越来越少的烧鸡,静静倾听,似乎还有一阵阵从身边传来的腹腔“咕噜咕噜”蠕动的声音、吞咽口水的声音。此时还应该有一点酒,啤酒显得豪迈,倒在一个搪瓷缸子里,洁白的泡沫泛起一阵阵炫耀,仰脖一饮而尽。如果是闷热的车厢,没有冰箱,啤酒则显得温暾,最好是白酒。倒出一小杯,白酒颠覆一切的香味,富有侵略性,如同挑衅,如同在弦乐之中加入一阵鼓点。喝酒时要含在口腔里,发出“嗞”的一声叹息,紧接着是“叭”的一下吧唧嘴,此时意犹未尽,紧随其后的是“哈”的一声叹息,犹如高潮退去,爱情凋落的感怀。“哈”的一声,其实也是一个序幕,代表着下一个轮回。你的手继续伸向那一只传奇的烧鸡,另外一只鸡腿已经在静静等待……

它不仅仅是一只鸡,还是社交圣物。漫长的绿皮车厢旅程,如果你是孤身一人,刚好对面坐着的是你不怎么烦的人,邀请他一起吃一只鸡,你们将会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在有限的记忆中,凭借一只烧鸡,我曾跟皮革厂的小老板打得火热,他告诉我不同皮质不同颜色的构成;跟带着孩子去北京挑战吉尼斯纪录的父亲谈过话,他女儿可以不间断地翻跟斗,在拥挤的车厢里也能给我们表演一下;跟秦皇岛的酒吧女老板约定有空去她的酒吧看表演;跟四川籍的姑娘眉来眼去,她要去成都做家政工作。只不过那时没有微信,没有“扫一扫”,甚至没有手机。有的仅仅是烧鸡,烧鸡就是火车上的“战斗机”。

更久远一些的记忆则是我第一次跟随父亲乘坐绿皮火车。车到一个小站,尚未进站,汽笛声响,许多小贩跟着没有停稳的火车奔跑,他们拿着烧鸡、矿泉水、茶叶蛋以及啤酒、火腿肠。父亲跟我说:“你坐在这里别动,我去买一只烧鸡。”

片刻他消失在人群中。我还瘦小,穿着妈妈织的毛衣,看护着行李架上的大包小包。第一次出门的我小心地等他回来,等待他手里提着一只油亮芬芳的烧鸡回来。

那种感觉总是让我想起朱自清的《背影》。他的父亲对他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