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这个在中国大地上逐渐消失的符号，其实一直藏在一代中国人的基因中。在过去几十年漫长的岁月中，缓慢、拥挤、陌生又熟络，种种气味杂糅，充斥着五湖四海的口音，少不了啤酒与烧鸡的绿皮车厢里，呈现着一幅真实中国的图景。
摄影家王福春有一本影像集《火车上的中国人》，记录了从1987年到2000年，十多年间绿皮火车里的人生百态。有时候我会翻出这本书看看。其实我小时候没有太多机会坐绿皮火车出门远行，那时候，绿皮火车代表着远方。
许多人会怀念绿皮车厢里的食物。最常被人们提及的是烧鸡，烧鸡成为某种象征。没有在绿皮火车里吃过烧鸡的人，不足以谈论人生。
中国的“四大名鸡”都与火车相关：沟帮子熏鸡、德州扒鸡、道口烧鸡、符离集烧鸡。从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地图上，就可以看到这“四只鸡”与铁路枢纽的关联：
沟帮子在辽宁锦州，位于东北两条重要铁路的交会处：沈山铁路（沈阳—山海关）、沟海铁路（沟帮子—海城）。
山东德州则在京沪铁路（北京—上海）和京杭大运河的交会点上，无论是铁路还是水路，德州都是必经之地。
安徽宿州符离集也是交通要道，同样是京沪铁路的枢纽。纪录片导演陈晓卿就是符离集人，他从小吃着符离集烧鸡长大。据他考据，符离集烧鸡起源于抗日战争时期，距今不过几十年。
道口则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也是东西南北两条铁路交会之地。焦作煤矿外运需要经过道清铁路，南北走向的京广铁路也从此经过。
四只鸡，与铁路上的中国形成一种微妙的共振。在遥远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坐火车出远门，其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意义相当于如今坐飞机头等舱。出一次远门，可能要在绿皮车厢里摇晃几天几夜，在几天几夜中，吃喝拉撒必不可免。当时并没有工业化的包装食品，在路上除了携带的干粮与茶叶蛋，最体面的食物就是火车在站台停靠时，蜂拥而上的小贩售卖的烧鸡。
这烧鸡在当时，不仅仅是一只鸡。坐在局促的绿皮车厢里，周围挤满了人，众目睽睽之下，你悠然自得，轻轻撕扯下一只油腻芬芳的鸡腿。鸡肉的香味如此出挑，原本的车厢里充溢着沆瀣一气的浑浊味道：炒货味、人体味、花露水味、痱子粉味、尿骚味、放屁产生的硫化物味、几个月没有洗澡的腋窝味、饱嗝味、劣质香烟味……浑浊气味的交响乐中，忽然传来一股明亮激越的烧鸡的香味，如同在沉郁的大提琴声中飘来小提琴的欢快。这种香味没有侵略性，沉郁，妩媚，且持久，从鸡皮、鸡肉甚至鸡骨头的缝隙里，丝丝入扣地传递出来，经久不散。周遭人的眼神有意无意地盯着你，盯着你蠕动的嘴，盯着你手里越来越少的烧鸡，静静倾听，似乎还有一阵阵从身边传来的腹腔“咕噜咕噜”蠕动的声音、吞咽口水的声音。此时还应该有一点酒，啤酒显得豪迈，倒在一个搪瓷缸子里，洁白的泡沫泛起一阵阵炫耀，仰脖一饮而尽。如果是闷热的车厢，没有冰箱，啤酒则显得温暾，最好是白酒。倒出一小杯，白酒颠覆一切的香味，富有侵略性，如同挑衅，如同在弦乐之中加入一阵鼓点。喝酒时要含在口腔里，发出“嗞”的一声叹息，紧接着是“叭”的一下吧唧嘴，此时意犹未尽，紧随其后的是“哈”的一声叹息，犹如高潮退去，爱情凋落的感怀。“哈”的一声，其实也是一个序幕，代表着下一个轮回。你的手继续伸向那一只传奇的烧鸡，另外一只鸡腿已经在静静等待……
它不仅仅是一只鸡，还是社交圣物。漫长的绿皮车厢旅程，如果你是孤身一人，刚好对面坐着的是你不怎么烦的人，邀请他一起吃一只鸡，你们将会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在有限的记忆中，凭借一只烧鸡，我曾跟皮革厂的小老板打得火热，他告诉我不同皮质不同颜色的构成；跟带着孩子去北京挑战吉尼斯纪录的父亲谈过话，他女儿可以不间断地翻跟斗，在拥挤的车厢里也能给我们表演一下；跟秦皇岛的酒吧女老板约定有空去她的酒吧看表演；跟四川籍的姑娘眉来眼去，她要去成都做家政工作。只不过那时没有微信，没有“扫一扫”，甚至没有手机。有的仅仅是烧鸡，烧鸡就是火车上的“战斗机”。
更久远一些的记忆则是我第一次跟随父亲乘坐绿皮火车。车到一个小站，尚未进站，汽笛声响，许多小贩跟着没有停稳的火车奔跑，他们拿着烧鸡、矿泉水、茶叶蛋以及啤酒、火腿肠。父亲跟我说：“你坐在这里别动，我去买一只烧鸡。”
片刻他消失在人群中。我还瘦小，穿着妈妈织的毛衣，看护着行李架上的大包小包。第一次出门的我小心地等他回来，等待他手里提着一只油亮芬芳的烧鸡回来。
那种感觉总是让我想起朱自清的《背影》。他的父亲对他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