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君睿，土家族，“90后”专栏作家。
我7岁时离开村子里的小学堂转学去了城里。
进入新学校的第一天，数学课上有点秃头的老师点名要新同学背一遍乘法口诀表。我战战兢兢地站起来，倒是零失误地背完了。接下来等待我的却是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更有淘气的男同学笑到用拍桌子来助兴，我原本就憋红的脸这下更红了。
“咳，上课回答问题要用普通话的。”老师终于开了口。
“我们寨子小学堂的老师从来都不讲普通话，我也不会讲。”我的话音刚落，更大一波的哄笑声袭来。
这就是我启蒙阶段的真实模样，好在那个年纪里守住一点上进心就能护住那点脆弱的自尊，名次上靠前的几位就能得到全部的快乐。之后便是很多个一个人认真学习的日夜，我从练习每一段课文的普通话的正确发音开始，从每一个陌生英文单词的拼写着力，对着一道鸡兔同笼的奥数题下着那个年纪最诚恳的决心。
既然我的眼前是一块大大的黑板，我的手边是厚厚的课本，我的身边是把《红楼梦》讲得跟童话故事一样好听的老师，那么我就学习吧。好好上学总是没错的吧。
在进入省重点高中之前，一路都很顺利，靠态度能搞定的事情都不是难事。我在吊脚楼的木屋子里长大，堂屋里贴满了大大小小被暴雨天漏进屋子里的雨水冲得发白的奖状。如果说十几岁之前的求学之路是一个家庭共同的大事，那么在我高中之后，这件大事唯一收尾的人便是我自己了。
高中之后面临的是密密麻麻把每一天都撑得满满的试卷以及内心那股被班主任不断撩拨起来的对大学生活的憧憬。我是想考所好学校的。从来没有想象过这条路上会有岔子出现，还是我摆不平的。上高二身体开始变得不好，时常在教室听见同学们沙沙沙地演算理科题目的晚自习课，我头疼得快要跟所有梦想告饶。
我病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没有服输，每天在医院和学校之间穿梭，在胶囊跟试题间不停地切换。我想，还是要跟着熟悉的同学一起进考场，还是希望早设想好的未来能如约而至。
但是没办法了，一定要先治病。
在休学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妈妈炒菜的油香味和药渣味每天一起钻入鼻腔，我也顾不得担心会不会倒了旁人的胃口。
内心是消沉的，可还是不想让父母心里太为难，我开始匀出更多的时间做些别的事情。看书、写日记、赏夕阳，在那个还是高中生的年纪，很多苦难并不是不存在，而是一个侥幸就绕开了。可我撞上了绕不开的，看起来敞开的、坦荡的生活开始变得有阻碍，逼仄不已。
后来我学会了按时吃药，好好睡觉，认真读书，一笔一画地做史铁生每一本书的读书笔记。
这样的小孩肯定是能顺利过关的。
一年后重返高中课堂，做题备考。爸妈为了减轻我的心理负担，再三嘱咐我身体最重要，考上专科学校也是好的，最后我考取了一所刚过一本线的热门学校，在上海。亲人们的喜出望外，倒像是这个结果是老天对一个大病初愈、急急忙忙考大学的孩子的眷顾，是求之不得的运气，哪里还能讨价还价呢？
我规规矩矩地去上了半年多时间的大学，在离下一次的高考还剩4个月的时间，拎着行李箱转了转陆家嘴就踏上了回老家的路途——我退学了。这是个不大轻松的决定，是不被理解、不被鼓励、阻碍重重的一条路。
在高三课堂第一轮复习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重返周考、月考、模拟考连番轰炸的备考生活里，四个月的时间里我吞下了许多的非议跟不解，生硬地把很多那时候还不很懂的道理铭记在心，不去计较风险、不去焦虑失败。
这一次，我又考到了上海，学校小有名气，专业是自己退学时选好的。虽是不完美的结果，但依然算最大限度地完成了整个中学时代的梦想。
在我年幼天真的时日里，放羊、种地、收粮食，这些重而烦琐的事情都躲得远远的，从不与我纠缠。除了观察嬉笑怒骂的活人，我还琢磨过严寒酷暑里始终撒着欢的牲口，看过雨水漫过田埂，盯过庄稼的长势，送过一次又一次的花草枯荣。
回想过去在我身上留下的记忆，我曾无数次双手缩在袖筒里，远远看着大人们装满自家的粮仓，看着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看着日落时分萦绕在村子上空的袅袅炊烟，我对这背后所隐匿的大自然的平衡与规律保有虔诚的敬畏。直到有一天，我学着爸爸妈妈在田地里春耕播种的样子悄悄地在屋子旁松了一块土，撒了两行苞谷种，盖上泥土，那个夏天它们竟然绿油油地长起来了。在对一切不可撼动的敬畏之中得到了让我感到兴趣盎然的东西，我让一块土地长出了玉米而不是杂草，我借着阳光雨露选择了一种植物，我能改变这片大地上的局部长势。这使我的勇气随着身体一起成长。
如今我走出了大山，结束了中学生活，跨入另一个崭新的环境。依旧偏爱在清晨早起四处看看，这是整个大地最有希望的时刻，也是我在中学时代最难熬的一段时光里最爱思忖的时刻。
世界在日落时分最开阔，阳光在横扫之时最沉重。那些攥紧拳头、咬紧牙关、独自拼搏的岁月是励志格言跟窘迫现实无法讲和的多幕剧场，于我而言这是一段深埋在记忆里胜过大肆抒怀的岁月。
剩下的人生，我会住旧一幢房屋，吃完很多碗米饭，吞下无数句怨言。席地而坐之处，皆是青草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