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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医生,也是父亲

“你换药的动作太用力,把我女儿弄痛了,动作轻点儿好吗?”一位溜滑梯摔倒的小朋友,由父母焦急地带来挂急诊。住院医生检视小朋友的伤口,她的膝盖上有一条约5厘米的撕裂伤口。在疼痛与害怕的交互作用下,小朋友的哭声始终没停过。也许是疼女心切,家长将急切的心情,转化为对医生的不耐烦。

家长的语气不佳,虽然不见得有恶意,但为避免酿成纠纷,身为主治医生的我亲上火线,详细说明接下来的治疗计划:“我知道你们很担心,不过这是治疗必经的过程。伤口看起来不深,不至于造成深层的肌肉或肌腱受伤,只要做初步的伤口缝合就可以了。”

“要缝合伤口?那不是很痛吗?不能只擦点儿药吗?”听到我的建议,小女孩的父亲先是一连串的问题,然后不假思索地拒绝。

“伤口长度不小,况且又位于关节弯曲处,单靠换药可能很难愈合。”我自己也为人父母,很能体会他们的心情。孩子要接受这样的治疗,家长一定有诸多不舍,但无论如何,我必须给出专业的建议。

“你开个药给我,回家给她擦擦就行了,我觉得应该不需要缝合。”

伤口需不需要缝合,理论上应该由医生专业判断,不是家长说了算。但见他们的态度如此坚决,我也不便勉强,只能再一次说明缝合伤口的必要性,以及不缝合伤口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我说不要就不要,你说再多也一样!我不会让我女儿挨这一针!”家长如此的态度,令我也不禁动了气,虽然没有跟他吵架,但我交代护士帮病人包扎伤口后,便不再多说一句话。

几个小时后,小朋友又被父亲抱回急诊室,她的父亲说:“自从回家之后,血一直流个不停,已经换过3次药了。你们当初为什么不把伤口处理妥当?”面对家长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我勉强维持着客气的态度,但也很严肃地指出:“我当初已经明确告诉你,这样的伤口非得缝合不可,否则只要小朋友的膝盖稍微动一下,原本已经凝固的血块,就会开始出血。只可惜你不接受我的建议,是你自己坚持不肯缝合伤口。”

听完我的说法,小朋友的父亲不禁沉默,又考虑了一段时间,最终接受了缝合伤口的建议。再一次看着他们离开,住院医生叹了口气:“没想到医患之间的认知落差竟然这么大,他居然以为只靠换药就会好。”

我的看法则不同:“其实这样长的伤口,任何人看了大概都知道需要缝合,如果是那位父亲自己受伤,我相信他不会拒绝。问题在于,这事发生在他女儿身上,或许,疼惜孩子的焦急已经掩盖了理智。”一念之差的不忍心,误的却是孩子的身体健康。

忙了一天,回到家已是深夜。睡前,我把这天遇到的事当作和妻子闲聊的话题,甚至还谈到若是相同情况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我们能不能保持理性。这样的讨论在没有得出结论中结束。

隔天,我们俩起了个大早,我陪妻子到医院接受预定的产检。当时妻子正怀孕33周,预产期在一个半月之后。

“你赶紧去帮太太办住院手续。虽然周数还不足,但看来似乎有早产的迹象。”妇产科医生突如其来的一番话,令我们大吃一惊,也瞬间打乱了原本的计划。新生命将提前来到人间,与其说是兴奋,倒不如说是意外更多些。但现实不容许我多想,此时唯一能做的只有面对。

果然,第二天凌晨时分,女儿便呱呱坠地,但也一如先前所预料的,由于周数与体重皆不足,必须先送至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观察。当晚,重症监护病房的小儿科值班医生也是我的旧识,试着以朋友的身份安慰我。但交情归交情,基于新生儿加护的专业,他仍得详细告诉我种种可能的变化。

整夜我就在焦虑不安中度过,眼睛虽然闭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但这时候,我需要冷静,刚生产完的妻子尚需要我的照顾,自己千万不能慌了手脚。

清晨七点钟,电话突然响起,看起来是由院内的分机拨出,却并非我熟悉的号码。我靠直觉推断不会是什么好消息,忐忑不安地接起电话。

“我是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值班总医生。今天早上,我幫您的女儿检查过呼吸,也做了抽血检验。可能是因为周数不足,她的呼吸功能并不是太好……”电话那头话说得保守,不过意思相当清楚,这是当病情恶化时,医生为了让家属有心理准备的标准说辞。由于自己也常对家属说这几句话,因此,我直截了当地接下去:“呼吸功能不佳,所以需要插管?”

“是的!我正是要告诉您,可能需要立即插管,用机器来辅助呼吸。当然,如果您对插管这项处置有疑虑,那我们可以用氧气面罩再撑一段时间看看。”确实,许多家属听到医生的此项建议时,都会有所犹豫,因此医生不得不提出其他家属比较容易接受,但治疗效果不佳的替代方案。只是这样的犹豫,可能导致错失治疗的黄金时机。基于长期治疗急重症病人的经验,我不会怀疑这项处置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只不过当对象换作自己的女儿,出生不到一天就必须接受插管治疗,身为父亲的我,又岂能不心疼?

心念转动间,我要求自己必须理性,保持平时为病人做判断时的冷静。况且儿科医生此时的建议,是为了帮助我的孩子,身为家属,理应与医生站在同一阵线,更不该给他们压力。“该插管就插管吧!不必再撑了,如果错过治疗时机更麻烦。”我凭直觉给他肯定的答复,这时候我说话的语气,非但不像家属与医生的对话,反而像平日自己吩咐住院医生的口吻。

“既然你同意,那我立刻帮她进行插管治疗。”

放下电话,同样睡不着的妻子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你在说什么‘插管’?”我选择如实以告,也告诉她这是必要的决定。听完我的转述,妻子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了。如果不是绝对必要,儿科医生不会大清早打电话给我。正因为我们有医疗专业背景,更该知道这项处置的必要性!”我强装镇定地握着妻子的手,安慰她,也用这些理由来说服自己。此刻,我的心情相当复杂,身为病人的父亲,当然会为刚出生的女儿受此折磨感到心痛;但我心里更清楚地知道,纵有再多不忍心,也不能因为自己的犹豫不决误了大事。

所幸几周后,孩子的状况逐渐稳定,我与妻子在众亲友的祝福中接女儿出院。“你真的很干脆,每回遇到小病人需要做些侵入性的治疗,其他父母几乎都要考虑再三,甚至讨价还价,不知道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事后,面对儿科同事如此的评价,我不知道是否算是恭维,但回想当时的内心挣扎,可以说是五味杂陈。

后来某一天的外科急诊,一位母亲带着头皮撕裂的儿子就诊。“伤口很长而且持续出血,需要将伤口缝合。”评估伤势后,我提出这个建议。

“缝合伤口会很痛吧?不能只擦点儿药吗?我不要我儿子挨针!”类似的场景,类似的话语,听在耳里,却触动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