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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师,吾母

一個读书出身的人,谁没有母校呢?但我的母校和我的经历一样,显得有点儿……复杂。

我父母都是军人,1948年,他们从山西昔阳渡河南下,父亲在野战部队,母亲在公安部队。他们在栾川我就在栾川,他们到洛阳我就在洛阳……在邓县(今邓州市)、在南阳……他们频繁调动,我便随队搬迁,不知道到底换了几所学校。因为辗转不定,这个学校与那个学校的教学进程又不相同,教学质量也各有差异,因此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臭”——除了语文。语文相对而言不需要教学的严密连贯性,它大致的构架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博士后都是一致连贯的。数理化、生物、外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在哪个学校里都不曾辉煌过。在学校,老师们也悄悄议论,“这孩子看上去资质很好,怎么学习就上不去”……他们只在背地里言语——大约因为都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相当的文明。但一到课堂上,他们就变了脸,像个受过教育的乡村干部:“有的同学条件很好,怎么就不肯用功?我看他像个大烟鬼子遛街狗!别人学习,他吊儿郎当——你转悠能转出个大学生?”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富家子弟!”

“别看你家条件好,父母都是领导干部,你照样是个饭桶,垃圾!”

他们说着诸如此类的话,在课堂上铁青着脸教训人,透过闪着光亮的近视镜片冷冷地瞪着你——他们根本不会想讲台下的我是什么感受。我的母亲在家里,也训我是“吃僧”。这是昔阳话,大约也是饭桶的意思——和老师的看法一致。她晓得我功课不好的一些原因,“吃僧”归“吃僧”,到该吃饭时,她仍端着最好的饭菜送到“饭桶”面前。

每年放暑假前,是我最困难的时光,因为要向家里缴“学习手册”。我就千方百计地拖拉、回避,不是说还没有发下来,就说在同学那里没有取回来。我知道拖一拖他们就“忘了”。父母开始时还很认真,结果每次成绩都是勉强及格甚至不及格,品德评语也差不多,老师写了许多模棱两可的鼓励话,再加上一句“希望加强督促学习,争取较好成绩”。年年如此,像一本不变的旧挂历,父母每次都是一样的失望。也许是忙,也许是怕给自己添烦恼,他们就常常撂开手。1957年,我十二岁,舅舅从广西来我家,他执意要看我的学习手册。我说在学习小组长手里,还没有发给我。他不信,就翻我的书包,翻我的抽屉,结果从我的褥子下面翻出来。“啊哈!这不是嘛!你还骗我!”他一下子两眼放光,迫不及待地站在窗前就翻阅起我那本倒霉的册子,母亲站在门口,尴尬地看着这一幕。舅舅的脸色也慢慢地凝重,变得肃穆,眼神也有点黯淡呆滞了。他慢慢放下手册,对妈妈说:“解放学习不行,这将来不得了。”他们姐弟俩出去,我则如同被雷轰了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站在那里许久没动。

谈母校,说这些似乎有些离题,但这是我在所有学校千篇一律的遭遇。我的第一个母校在陕县。如今我们看电视,三门峡市的天气预报常有宝轮寺塔的伟姿,它高高地矗立在晚霞里——那在当地叫“蛤蟆塔”,寺院好像被飞机炸毁了,独独留下一座塔。若在塔前,无论远近,敲击两块石头,会发出“咯哇咯哇”的声音,和池塘里雨前青蛙的叫声一样。彼时我没有这样的知识——这塔是我国四大回音建筑之一。它就在我们小学对门,不到一百米。我常和小伙伴一道来这里玩,敲石头,捉迷藏。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叫牛转娣,这个名字很好理解,是她的父母希望她有个弟弟的意思。她个头不高,脸比我们平常人的红一些,很精神,因是后来放的足,脚还是显得小一点,走路略有点拧着脚的样子。第一堂课她一上台,一手执教鞭,一手掠一把乌黑的秀发,脸通红,眼中闪着光,要多精神有多精神,对我们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上第一课——开学了!”

“开学了!”那时语文课叫“国语”。第一课就这么三个字。

“我们上学”——第二课。

“学校里有老师、同学。”

“学校里有教室、桌椅和黑板。”

第三课、第四课……

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学习生涯,除了因为我的顽劣、旷课、逃学,偶尔会挨母亲的揍,我几乎没有什么痛苦。牛老师似乎挺喜欢我,因为我虽然调皮,但活泼、天真,老师和同学没有嫌憎我的。

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父亲调到洛阳,母亲还留在陕县,他们似乎商量过,谁有空谁带我。就这么着,我在陕县、洛阳之间来回流动,频繁转学。这当然只能算客观上的原因,我确实是一个不能静下心来,动脑子踏实研究数理化的孩子,对外语单词更是深恶痛绝,不屈不挠地坚决抵触——明知它有用,至少是敲门砖,就是死也不背诵。

像织布机上的纺锤,我在洛阳与陕县之间穿梭了四五次。母亲调到洛阳,她在郊区公安分局当副局长,我又跟定了她。四年级之后又有了一段稳定期,我在洛阳西南隅小学上学,徐思义是我的班主任。

他是个男的,从外形到内在和牛老师全然不同。徐老师清癯,个子高,肤色极为白皙,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讲语文,课本内容似乎讲得不多,他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莫里哀,讲历史,讲故事。他年纪比牛老师要大许多——我现在猜想,牛老师可能是个初级师范学生,徐老师学历高,可能是个大学生。

洛阳是个大城,西南隅小学是个老校,分为两个大院落。四年级以下一个院,五六年级的院子要大一些。院中设有各种体育器械:格子爬、单双杠、秋千、沙坑……有一种游戏器械叫“巨人步”——四个带腿套的绳子总攒在矗在中央的杆顶,四个学生各套左腿,逆时针方向旋转跳动,一步可以跳跃七八尺。我自小有晕车症,这玩意儿一会儿就教人头晕恶心,玩不得。想想不能闲着,我便站在旁边帮同学起步,接扶头晕的同学。徐老师不知怎么瞧见了,在班里大力表彰。

我在陕县小学,有一次学校修操场,工人们清理出一具死人的白骨,很完整。学校的老师们小心地把骨骼接对起来,做成人体骨骼标本,白森森地矗立在语文教研室。同学们有点怵那东西,有一次我问牛老师:“那副骨头有什么好看的?我害怕。老师为什么还把它放在办公室里?”

“解放,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一副骨架,放在办公室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

让一个人了解自己的白骨,实在太困难了。过了中年,经历了千山万水的跋涉,读了成捆的书,我才多少知道了一点——有的人可能终生都看不到白骨的本相。

我和陕县小学一别就是五十余年。离开陕县后,多少年只是梦中忆起。每当心中受委屈,每当体会到人间冷暖炎凉,牛老师、李老师、徐老师——他们的影子就会出现在我枕边,走马灯那样在暗中旋转往返,凄清的泪会湿了我的枕头。

徐老师在一次周末郊游时讲了这么一段故事:有一个人,从小在老师、父母和其他亲人身边,感到很无聊、枯燥,没意思——读书没意思,工作也无趣,和人交往也没有兴味。他祈求上帝让他摆脱这种痛苦,上帝满足了他,把他带到天堂。那里有华美的宫殿、黄金和美玉雕成的园林、流满琼浆玉液的泉池,随时可以欣赏宫娥的舞蹈和歌声,心中想要什么立刻就会有天使用金盘献给他。这样无忧无虑地过了三年,他所希望的一切美好事物都得到了满足。有一天,他去云山游玩,他的手指突然被书上的针刺了一下,滴出一滴血。他一下子省悟到,所有的一切都错了,自己原来的穷乡僻壤,父母的温存和教诲,师长的批评训责,生活的艰难——一切原来所厌倦的事物。才是最美好的……

这个故事不知他是从哪本书上读到的。

我以后读了许多书,一直留意寻找,但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我始终没有找到这一根针。但我有一次读《楚辞》,想到了屈原。他驾着云车遨游在广袤绚丽的天国,在心满意足的得意中,偶然一个回眸,从云隙中,他看到了自己苦难的楚国。这一针刺下去,他的心立刻滴出了血,一下子跌落到那个令他受尽折磨的故乡。

小学、初中、高中,我各留级一次。陕县的、洛阳的、南阳的、邓州的老师,有的亲我,有的嫌憎我,没有人打过我,但有人骂过我。不论怎样,这是我曾经走过的热土,我是在天堂被荆棘刺了一下的那个孩子,心中只记得牛老师讲的那具白骨和茫然无知的那个愚人——我知道他们都是我最亲的人,他们爱我。心灵的熬煎变成最珍贵的财富。

所以,当我成了所谓的名人,我的一个母校请归来游子颂词,我写下了这四个字:吾师,吾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