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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答案

泾渭分明的青春,像鸡尾酒,被一路上记得住又记不住的调酒师把弄在手中。晃动晃动,透过玻璃,最终能看得到清晰的走向。

从中文系毕业,不懂新闻,做东西只有一个原则——自己感不感兴趣。

大多数孩子觉得自己很特别,其实在外人看来他们都一样。从事传媒的孩子却恰恰相反,每个人都想做出令全行业人士为之膜拜的作品,一个比一个自我,却打心底里认为自己能代表所有的观众,比如我。

那时我做出来的自以为特有水准的新闻,只有几位相同年纪的同事表示理解,很多前辈都不明白我的理念是什么。制片人小曦哥说:“你做出来的东西只有你自己理解,但理解和懂不是一个概念,等到你真正懂的时候,你就能做出好的娱乐新闻了。”

我就在这条“自己理解”和“真正懂”的路上跌跌撞撞,有时候也会想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这一行。

有一天,我从外面拍摄回来,办公室里只有台领导和小曦哥两个人。我清楚地听到台领导对小曦哥说:“刘同根本就做不好电视,干脆让他走人吧。”

我顿时就傻了,热血上头,“嗡”地一下就炸了。原来这种自我的做派,早就让领导看不下去了,我还到处跟人解释,别人觉得不懂就是做得不好,干吗要去解释呢?自己也蠢到家了,自信心爆棚,觉得每个人都能忍受自己,直到对方亮出刀,才发现自己的玩笑开大了。

我站在办公室门外,不敢踏进去,也许进去就真正要离开这个行业了,过了好久,我站在那没动。里面的谈话也停止了,突然我听见小曦哥说:“我觉得刘同挺好的,他能一个人坐在家里熬一个月写15万字的小说,一天十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他能坚持,也有想法,他肯定会明白的。”他甚至没有在最后加上一句:请再给他三个月的时间。好像在他的眼里,我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娱乐记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小曦哥这么一说,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真正的优点——坚持、不妥协,可以为了一件事情死扛到底。发挥真正的优点,比另辟蹊径更为重要。

后来我成为北漂族,融入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工资和自己播出的新闻数量挂钩。我刚从湖南台过来,做娱乐新闻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画面上加各种效果的字幕,于是某天晚上我把娱乐新闻编好,把包装提纲也写好后放在一起,等着第二天一早审片。

到了第二天审片时,我发现并没有我的新闻,去询问时,后期编辑拿着我的包装提纲对责编说:“这个人是不是新来的,懂不懂规矩?三分钟新闻十几个特效字幕,他当这是做综艺节目呢。以后他的新闻我全都不包,爱找谁找谁!”

我特别想不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有人在别人面前批评我时,我总是恰好在场。

我尝试让自己挤出笑脸对后期编辑说:“对不起,是我不懂规矩,我以后不会了。”也许他会对我挥挥手说下不为例,可我鼓起勇气看他的时候,他连正眼都不看我。

人可以因为委屈而作践自己,但不能为了生存而放弃原则——我在心里闪过这个念头,转身走出后期机房,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只是回到工位上沉默,想着自己如何考上中文系,如何努力进了湖南台,如何与父母告别来到北京,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好惨,惨就哭吧,哭了确实会觉得舒服一点。

当时节目部的总监卓玛站在我旁边看我哭了半分钟,说:“好了,哭好了是吧,跟我进去。”

我跟在她的后面进了后期机房,机房里除了后期编辑,多了一位后期主管。卓玛问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然后把一本小说放在了桌子上,对后期人员说:“以后刘同的包装提纲必须给我完成,哪怕他当天晚上给你一本小说,第二天你也要给我包完,要不你就别干了。”

我站在她的身后看不清她的表情,不知道是微笑着说的,还是严肃着说的,其实那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只知道我在北京最无助的时刻,卓玛站了出来,用她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给我答案,让我知道自己无须为工作而妥协。也让我意识到,对于一个北漂的新人,最重要的不是简单的安慰或者鼓励,而是在他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时候和他站在一起。站在一起,比说什么、做什么都重要。

时间回放几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泾渭分明的青春,像鸡尾酒,被一路上记得住又记不住的调酒师把弄在手中。晃动晃动,透过玻璃,最终能看得到清晰的走向。

一些人对我们做了一些事,有人只当是日常生活中的无心之举,有人却能读出一个轮回的历史。一些温暖,能让你发光发热,并把这光和热传给他人。一些伤害,也能让你亮出胳膊,提醒自己何为底线。

那时年纪小,不知道如何表达心中的感激,只能用记日记的方式留存,等到多年之后的某一天,装作淡定地说,你知道吗?那时你对我真好。说者有心,听者却早已忘记。也许对方根本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歌颂的事,也许这对他们来说只是平常,也许你并没有及时答谢,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没有这么对待过别人。

我们常问“为什么”,沉下来看一切,生活是什么,你就是答案。

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