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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描线师

我天生喜欢文学和美术,这一点从我识字起就有苗头,到了小学三年级开始写作文起,就更明显了。当年我们的班主任同时兼任语文和数学老师,某次考试,我两科成绩居然相差30分。因为两门课都是他教的,责任无处推,只能把他气个倒仰。加上我在学习上一直不是努力型选手,全靠上课听讲和课外阅读来维持成绩,所以分数一直在一个区间内呈波浪式起伏,自己却满不在乎。

到了小学五年级,教我们数学的老师换成了10队的刘老师。他性格温和又严谨,讲课生动有趣,很快成为所有老师中的大明星,所有学生都以数学成绩好为荣,全体如痴如醉地抱着数学习题册做课外拓展练習。大家回家吃午饭,都是匆匆扒完,马上跑回学校去做题。有些学生甚至直接聚到刘老师的办公室,等他吃完午饭回去,桌旁至少攒了五六个小脑袋。能替刘老师批数学作业,成为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我大概也就只有一两次这种荣幸。

因为刘老师,我们小学的数学平均成绩突然上了一个大台阶。小升初时,我的数学居然差两分就考到满分。这直接使初一时教数学的赵老师对我寄予厚望,一旦我成绩滑落到80多分,他就痛心疾首。

可惜,初一下学期,我们学校把我所在的一五班和我堂妹所在的一三班拆散,分插进另外四个班。我去了一二班。

一二班的班主任教英语,是个黑瘦的年轻人,在初一上学期以严厉著称,每天早读都比学生早到,站在教室门口如半截黑剑,不怒自威,所以一二班当时成绩很好。而分班之后,不知为何他突然松懈了下来,大多时间对班级事务不闻不问。我脑海中甚至没有任何关于他授课的记忆,仅记得某次我上课时偷看课外书,被他从后窗口拍了一下肩膀,将书收走了,学期结束也没有还我。

一二班的数学老师,原本业务也比较精湛,但刚教了一个月课,就有一位女大学生来实习,数学课便转交给了她。那女生脸圆圆的,说话柔声细气,坐在第六排就听不清楚。后排男生索性上课起哄气她,有数次把她气出了眼泪。而我,从“因式分解”之后,因教室喧闹,便听不清也学不会数学了,加之眼睛开始近视,因为某种奇特的畏惧,也不敢告诉家人要配眼镜,成绩便愈来愈差。

到了初二,学校又分了一次班,赵老师又教回我们。开学先来了一次摸底考试,他拿着我30分的卷子哭笑不得。我原以为可以在他的教导之下把数学补回来,结果不到一个月,他调离了这所学校,去了十几里外的另一所初中。

此时,我的三门主课中,数学在30分左右徘徊,英语在及格线附近晃荡,仅剩下一门语文成绩尚可骄人——客观来讲,这没老师多少功劳。青春期那种饱满得要炸掉的情绪驱使大部分少男少女靠近文艺,而天性使我靠得更近一些。因为大量阅读武侠和言情小说,以及古诗词,为侠气、柔情、文字之美所激,我也开始尝试着创作。虽然我写得幼稚,但已是同龄学生里的佼佼者。

我们的语文老师个子高大,有圆圆的肚子和突出的厚嘴唇,讲课慢条斯理,并不精彩。他很少发怒,对学生的捣蛋似乎也无计可施,所以学生们很轻视他,对他布置的作业并不认真做,还给他起了绰号——“鸡娃”。

但他对我很好。

多的事也不记得了,留在记忆里的不过两件事:

他要求我们每天写日记,他每天批阅。我本就有记日记的习惯,虽然之前断断续续,但一直在写。只是被老师批阅的日记,是“另一本账”而已。我一般会认认真真写四五天,每天三四百字,还会配上插图,第六天则写“今日无事可记”6个大字,聊以塞责。他批到我日记时,我很紧张,以为要被他责骂,但他只是把我的日记本摊开在他巨大的左手掌心上,微笑着很快浏览一遍,右手握着红笔唰唰扫动两下就还给我。我一看,“优”!居然还能拿到优!下一次,我故技重施,他依然默默批优。

另外一次,学了课文《白杨礼赞》,他要求我们写一篇类似题材的文章。我写了村里的泡桐树,堂妹看了我的文章,就写了路边的小草。他叫我们到他办公室去,拿着我们俩的作文,一句一句讲他的看法。我一边听,一边不服气,心里想:“哼,你这‘鸡娃’懂什么!还是我自己写得好!”

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我一生之中唯一一次被老师认真地提出写作上的建议。今天想起他来,我时常为自己当年那种莫名其妙的傲慢感到惭愧,也为自己当年跟其他学生一起轻视他觉得羞耻——未经阅历熬炼的心性往往肤浅轻浮,不明白难得的未必是才华,而是善良。

初三学校又分班,所有老师全部再换一遍。我的成绩稳定在初二的状态,几乎所有老师都不再注意我。只有一次,班里的尖子生去参加全市竞赛,成绩不如意,语文老师突兀地在课堂上说了一句:“语文竞赛要是让苏辛去,至少能把平均分拉高好几分吧!”这句话当时令我很尴尬,却又如一点火光闪耀于灰色的雾气之中。

但语文和政史地,依然不足以拯救我。当年中考结束,我自知考得很差,却不得不去学校查成绩。骑车到了校门口,看见英语老师,他抽出成绩单看了一眼,说:“297分!”这与当年的分数线差不多有200分的差距。我一句话也没说,转身默默骑回家去。

第一年复读我摔伤了腿骨,只得休学。第二年我接着去复读。这一次,几乎没有认识的同学了。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也换成了50多岁的郭老师,一位身材矮瘦、脑门光亮的男老师。

虽然年纪偏大,但郭老师身上充溢着一股鼓荡的激情,上课时声音洪亮,抑扬顿挫,豪兴遄飞。只是他飞扬的意兴,往往只有前三四排的同学稍加呼应,后面的同学大半已快要放弃学业,看他如此激动,反而觉得好笑。但他从未因此颓丧过。讲到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时,他布置大家早读背诵全词。下课前10分钟验收成果,全班集体背诵了两遍。词本不长,年轻人记性好,一句句背诵得整齐划一。他听得喜悦,大喝一声:“现在,我们把整首词倒着背一遍,可以吗?”有前面的背诵热身,全班人罕见地集体兴奋,大吼回他:“好!”于是“可怜白发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一句句倒回去,很快成功倒背一遍。因为背得顺畅,所有人都大为得意,郭老师开心得脸都红了,让大家又背了一遍。

初三已经不怎么讲课,我们大半时间都在做卷子,每周写一次作文。每次写完作文,郭老师会挑5名同学来读自己的作文。从第一次起,他就把我放在最后一个压场。一开始我以为是无意的,后来次次如此,我才明白他的用心。

作为别扭的文艺少女,我一直有一种“偏要特立独行”的孤勇。第一次读作文,我就用了普通话——那时候的农村中学,不论授课的老师还是读书的学生,都不用普通话。后排男生觉得我矫情,集体冲我发出嘘声,之后又纷纷发出“切”的声音。老师在台上扫视后排同学,目光雪亮,带有威严,我连语调语速都没改变,一直把文章读完。

后面的大半年都是如此。我压场,用普通话读作文,他点评文章的好处。久而久之,后排男生也都见怪不怪了。写过的作文大半都忘记了,唯有一次命题作文是《我的祖国》,我将祖国比拟为一个有两条发辫的少女,一条长江,一条黄河,通篇拟人。郭老师听了十分振奋,眼睛发亮,着实把我夸奖了一番。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在课余时间写了一篇文章投到许昌的一本杂志,居然被发表了。这成了学校里的一件大事。郭老师得知此事,把我的样刊要去,快步走向校长办公室。当晚我们正在教室里办联欢晚会,校长突然大驾光临。我唱完一曲《爱拼才会赢》,校长出来致辞,极力肯定了我一番,连前年告知我中考分数的英语老师也附和说:“你作文是写得好。当年每逢你的作文出来,我们各个学科的老师都要传看一遍。”

这自然算不上什么成绩。记得这么牢,其实是因为经过两三年的灰暗时光后,我的自信心已经非常脆弱。少年的自傲发自本能,却无以站立。才华需要被看见,被“强大的大人”看见并肯定。而我的老师,并不需要我亲近他,就给了我他所能给的最大程度的肯定。这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第二年,我上了高中,从此再没见过郭老师。

之后的岁月中,我被高中老师说过“作文没有灵气”,高考后阴差阳错读了计算机系,毕业后在郑州找不到合适的文字类工作……我跌跌撞撞了许多年,却始终有一种不可摧毁的自信:相信自己所拥有的那点才华,不足以惊世骇俗,却应该可以安身立命。这是他们曾为我加持的底气,他们帮我一起画下的线条,笔墨凝重,轻易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