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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在14岁遇到这样的老师

我5岁那年,我们家搬到父亲所在报社的家属院。我家在巷子西侧,东侧的院子空着,长满了草,夏天会开出花朵,有风没风都轻轻摇曳。我经常一个人溜进去,唱歌、跳自己编的舞蹈,像一个原始人,体会那没有章法的快乐。

空院子往东是某官员家,官员还算客气,官员夫人却很倨傲。有几次我妈下夜班,推车经过她家门口,车轮碾着破旧不堪的水泥板路,“咣当”声惊动了她。她冲出来大骂,用词十分恶毒,我妈也不是吃素的,也不懂官民差距,两个人大吵一架,就此交恶。

再往东就临近巷口了,住着王叔一家。他们家异常安静,只是偶尔会飘出琴声,那是他女儿在练琴。王叔是报社的副刊编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算得上高学历。有几回,我在我爸的办公室写作业,王叔闲闲地踅进来,丢过来一本《诗歌报月刊》或者别的杂志,上面往往会有他的新作,让我心气极高的老爸也为之叹服。

王叔的妻子与他的气质相似,她身材高挑,面庞雍容又清秀。我爸经常说她像朝鲜族人,大概指她身上那种没有烟火味道的清爽吧。

在当时普遍鸡飞狗跳的生活中,王叔一家活出了某种优裕的规整,这让我本能地对他有一种距离感,远远看见了心里也会犯难,不知道该不该像对别的叔叔伯伯那样打一声招呼。我隐隐感到,他看不上这些俗世规矩,况且许多时候他的眼神都是飘忽的,我就是打招呼,他也会看不见吧。

这种状况到我14岁那年被改变。那年我读初二,学习成绩一般,唯有作文写得还行。青年节前,班主任叮嘱我写一首诗在学校的庆祝活动上朗诵,我花了一节课的时间,写了出来。

我在家里朗诵时,我爸听到了,他认为这是一首佳作,但理性告诉他,还是应该听一听业内人士的意见。他拿着那首诗去了王叔家,王叔看了之后,连声说:“不错,不错。”

这让我爸更加兴奋,回到家就说:“王秋生向来眼高于顶,能说两个‘不错’,那一定是真不错。”又过了几天,我爸对我说,王叔让他转告我,把那首诗抄给他,可以在副刊上登一下。

那是我发表的处女作。我在心里感谢王叔,却还是很畏惧他,要不要打招呼这件事比以前更加困扰我。但无疑,我写作的热情提高了,开始在闲暇时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30岁的向往。以我如今40岁的年龄,看30岁的姑娘都是少女;但是在我14岁的时候,却觉得30岁的女人已经饱经沧桑,只是那沧桑是美丽的,让我向往。

我爸读完后,完全找不到北,只好把文章拿给王叔看。在我爸回来之前,我心里一直是忐忑的。我想,他会怎么说呢?矫情?无病呻吟?大人不会懂这种感受,何况我自己也觉得,我有意无意地将某种情绪放大了。

我爸很快就回来了,让我跟他一块儿去王叔家。当着我的面,王叔嘲笑了我爸审美落伍,说他看不懂这种文字里的“情怀”,又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让我拿回去看看,其中有两本是三毛的,还有一本是都德的《磨坊笔记》。

好像有一个新世界就此为我打开一样,我的阅读和写作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状态,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那些不易说出口的心事、言过其实的情绪,以及突兀得不合乎语法的表达,王叔都能看出好来。有些文章他还会拿去发表在报纸上。

此外,王叔还有一种读书人罕见的慷慨,经常把自己买的书借给我看。我最初看到《文化苦旅》便是在他那里。虽然如今的余秋雨毁誉参半,但在当时,在国内的散文家里,的确无出其右者。

即使在今天,我仍然愿意把《文化苦旅》推荐给中学生。他的某些姿态的确是有点“装”,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有许多情怀是从“装”开始的,装着装着就成真的了。就像当年我们读《红楼梦》,一大半兴趣来自将自己想象成林黛玉,不管怎样,先进去就好,总是要有进得去出得来这样一个过程。

有时,王叔也不是很认真地荐书,但只需三言两语他就能让我有所领悟。比如他说杜甫好,我原本是喜欢王维和李白更多一点的,对于杜甫,只知道《石壕吏》这些政治正确的“史诗”,但王叔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随口一念,我便顿感惊心。

如今想来,并非是王叔念得有多好,而是相对于课本,我对他的信任度高得太多。那种信任还原了被课本屏蔽掉的杜甫的好。后来我又将杜甫的许多诗句读进心里,直到现在,他都是我最喜爱的诗人。

王叔跟我说鲁迅的好时,也会随口念出几個句子。我曾经有口无心地背下来的句子,被他念出了奇妙的质感,我再去看鲁迅的文字,果然如香菱学诗所形容的:“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有一段时间,我读鲁迅读得如醉如痴,如今看鲁迅,不再全盘接受,但我依然爱他金钩铁画般的文字。感谢王叔,让我早早感受到那种美。

太和县的作者苗秀侠,就很羡慕我“近水楼台先得月”,虽然她同样受益不少。

我见到苗秀侠是在某天晚上,王叔过来叫我,说:“苗秀侠来了,你来见一见吧。”

我知道苗秀侠这个人。她原本是太和县的一个农村姑娘,天生有灵气,一边务农一边写作,被王叔从无数作者中发现且极为欣赏。他才不在乎发稿节奏什么的,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有她的文章见报。在当时,地方报纸副刊的影响力惊人,连地委书记都注意到了这个会写的女孩子,还特地坐车去看她,帮她解决了工作。

那天晚上出现在我眼前的苗秀侠,相貌与笑容都很朴实,和我见过的其他农村姑娘并无太大差别,只是一谈到阅读和写作,她的眼睛里立即闪现某种光彩。她羡慕我住在王叔家隔壁,说:“如果是我,我不睡觉也要把那些书全看完!王老师在信里提到的很多书,在我们那个小地方都买不到。”

“能看书多好啊!”她抬起头,望着天花板说。我能够想象这句话背后的内容:能看书,就能最大限度地打开自己的七情六欲,现实退场,幻象浮现。那时还不流行“穿越”这个词,阅读却能让我们不依靠任何装备,从当下穿越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这或许是王叔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他不仅教会我们自在地写,还教会我们把时间放在读什么上。我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又对我说:“不要再读三毛的书了,其实三毛有一点矫情。”他交给我的书,是《异端的权利》和《人类群星闪耀时》。有时,他也会把最新出版的《读书》交给我,说:“里面有一篇文章不错,你可以看看。”

他不只是这样待我,那几年,小城里但凡写得好一些的作者,都会被他关注。我常常会听他愉快地说起,谁谁写得不错,虽然俗了一点,但那种俗有俗的好;谁谁读书很多,笔法艰涩,但像书法里的枯笔,也是一种美。他的那种孜孜不倦,超出了一个编辑的本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乐此不疲。其他市县的作者经过小城时,有时会住在他家里。

但他对我和苗秀侠又是不同的。苗秀侠后来任性地放弃了工作,嫁到南方。几年后,她携夫君归来,想在小城找一份工作。王叔十分上心,与其他朋友合力,帮苗秀侠在小城落了脚。1999年年底,我感觉很难在合肥生活下去,便给王叔打电话,想回小城到他那里谋生计—他时任某周刊总编,他却很坚决地对我说:“你不要回来,你回来干吗?”

在当时,我是有点怨艾的。数年后,才觉出他的用心良苦。我与苗秀侠不同:苗秀侠拖家带口,有一个地方容身是当务之急;我只身一人,为什么不走得更远一点呢?我感谢他当时坚定的拒绝。

这几年,我跟王叔见面不多,他偶尔会发来邮件,跟我推荐某个作者不错,让我关注一下,有时还会转发一些文章给我。我一向觉得亲朋好友转发的稿件让我很头疼,它们大多写得很可怕,唯有王叔不同,那些作者都不与他沾亲带故,他是真的觉得他们的文章写得好。

还有一次,他途经我家,同行者为一对夫妇和一个小姑娘,他说那个小姑娘擅长写剧本,他带他们去找他的一个同学,看看能否有更多的机会。我心中失笑,在那个女孩身上,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有一次参加省作协的会议,来自吾乡的几位作家,很多都曾得王叔指教。在我们那座小小的城里,他算得上一位燃灯者。我不知道,是什么让看上去淡漠的他,有这样一份热情。在这样的时代,他的热情甚至有一种古意。

我庆幸我在那条巷子里遇见了王叔。在人的一生中,有许多次遇见,遇到友谊,遇到爱,遇到懂得,遇到崇拜……遇到一个领路人尤其重要。

在如吸墨纸一般,随便吸收个什么就能晕染得一塌糊涂的年纪,遇到一个有水准、可信任而且还助人为乐的人是多么难得!他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看过的云、起伏过的心思,都有可能成为你的某个起点,你一下子就站到那里,然后走下去。

而王叔最让我敬重的地方是,他总希望有一些人,能走得比他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