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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人生只差一厘米

是1978年夏初的事。

那时,我骑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午休后去机关上班。从家出来是条僻静的小巷,小巷是道斜坡,因为我所在的西昌城,就是大凉山里一座依山的小城。小巷不是一条商业居民街,是由机关和工厂的围墙隔出来的通道。两旁是高墙,行人少,又是坡道,我从家出来一路飞快地滑行前进。自行车刚穿出巷口,就听得从头上传来一声惊叫,恐怖而绝望的尖叫。

我一抬头,前方一个男人,正从小巷边高高的白杨树上,锯下一根侧枝的树干,树干在他的尖叫声中,已经从天而降。我本能地猛地捏紧自行车的双闸——我眼前一黑,被弹到空中。我睁开眼,我被自己吓住了,树干从我的鼻梁刮过,满鼻子是血,眼镜不在了。树干从我的手臂刮过,手臂和手背都是血。树干从我的小腿刮过,腿上也是血。我被抛到车前一丈多远,浑身是血地躺在路上!回头看,那辆飞鸽车,三角架被砸成V字,两个车轮还没倒,站立在树干两侧!

那时,救护车把我拉进了医院,经过检查,骨头和内脏都完好无损,碗口粗的树干,齐刷刷地刮掉我一层皮,从鼻梁到两只手臂再到两条腿。大夫说:玄!你的自行车再向前一厘米,这一切都不需要了。

那时,我应该害怕。没有理由,没有预谋,没有准备,我就差一厘米。一厘米也就是零点零零一秒,我就会彻底完蛋!这实在是没有道理,生与死之间的界限就是一厘米,就是零点零零一秒?也太脆弱、太无理了吧?

那时,说实在话,我被浑身的血吓住了以后,在等待救助时,已不是恐怖,而是庆幸。“我没死?真没死!”我从身上的疼痛证实了自己不是鬼魂。然后我看到了那站立出一副烈士样子的自行车,想,我真命大!大树砸下来,自行车就趴窝了,可怜的替死鬼!

那时,我抬起头来,看见那个砍树人。他直哆嗦,双手抱紧树,一个劲儿地问我:“你还活着?”后来这个人买了一个三角架,把车修好给我送回来,还说:“这三角架是新的,30多元,我一个月工资没有了。”

那时,我由于一个特别原因,很快把这个悲剧当成了正剧甚至喜剧来欢庆。我在这事件发生以前,曾想报考大学,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由,没批准。我被借调在地委宣传部当新闻报道员,算是个不错的差事,也舍不得丢了,我也就没当成文革后第一届七七级大学生。这回在家养病一躺就是两个月,正好抽空补习迎考。怎么补?躺在床上,借来一叠课本读。最重要的是,在床头贴了三张大图: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再加一张中国历史年表。天天看地图,就背地理知识;天天看历史年表,就想年代事件人物。“地理一大片,历史一条线”容易突击得高分。等到我能下地走路了,也就开始进高考的考场了。真的是靠地理和历史得了高分,我成了我们地区文科第一名,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从此生活发生了转折。所以,在那时,几乎一想“只差一厘米”这个事,我就和上大学联系起来。悲剧当喜剧演,自己让自己快活。

那时,我忽略了的一切,不知为什么,近30年来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30年。我们这个国家是从30年前开始了大变革,我个人的转折点也是高考上大学,具体地讲,就是那只差一厘米的那个大难不死!

那时,如果那一厘米不存在了,我今天会怎样呢?自行车骑得再快一厘米,一切都提前下课了。若是骑得慢一点,那树只是吓我一跳,不伤毫毛呢?我去机关上班,走进办公室点上一支烟以后……那今天的叶延滨在想什么呢?

那时,只差一厘米!今天我所有的人生路,都是那一厘米的延伸;这30年我的那些日月晨昏,也只是从那零点零零一秒的缝隙中漏出来的!想到这里,我真觉得所谓不幸与幸运之间,也许只有一厘米的距离,而它们又总是同时迎面向人们走来——在那时或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