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文明一定是吃尽了苦头，才走到我国西藏边境这个叫“陇”的地方：2018年1月，在电灯被发明出来近140年之后，这里的灯丝终于接入了国家电网。
对4000多公里外的北京来说，陇只是西南偏南方向上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子，却嵌在一道不可忽视的屏障上：中国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划定了约两万公里的边界线，占陆地总边界的9/10，而陇所拱卫的部分属于另外的1/10。猿猴在崇山峻岭间来去自如，它们脚底携带的泥土，牵动着两个大国的相处。
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队伍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扎下营地。
这支戍边队伍如今叫六连。连里的一名年轻人看过这几年热播的电视剧《冰与火之歌》，剧中的“守夜人”，让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份——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在一个令人畏惧不前的冰封之地，一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守护着一个庞大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我们在巡逻，我们也不会到处去说。”这个名叫刘东洋的年轻人说。他们的守护范围大都是无人区，其中一个地方的地名翻译过来叫“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
“长夜来临，守望开始，至死方休……我是黑暗中的刀剑，城墙上的岗哨。我是御寒的火焰，启明的光线，醒世的号角，护国的盾牌。”“守夜人誓言”这样说。
对生活在陇的边防官兵来说，特殊的边情时常提醒他们，自己置身于真正的边防线。“提高警惕，保卫祖国”8个字刻在山南军分区大门两侧，门内第一块石头上则是5个大字：“站在最前线”。
陇这个地方不存在绝对的安静，这里的夜晚适合孕育“铁马冰河入梦来”式的梦境。距离宿舍不到10米是水声隆隆的甲曲河，河流的喧嚣和雪山的沉默在士兵的床头对峙。
“有人说，在这里，即使是睡觉，也是在守卫边疆，在保卫自己的祖国。”21岁的士兵卢盛玉说。
他们在开饭前经常合唱的歌是《当那一天来临》。没有人期待“那一天”真的到来，或者说，他们今天厉兵秣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避免“那一天”来临。
峡谷密林间，这个小小连队里，每个人都熟记一句话：决不把领土守小了，决不把主权守丢了。
二
这里没有界碑，也没有“您已进入中国”的边境警示牌，有的只是脚印。在这儿留下脚印最多的，是个头儿不足1。7米的杨祥国。
杨祥国是部队里著名的开路先锋。他走过的巡逻路最多，多数时候，他都腰系绳索、手持砍刀，走在最前面。
他负责开路。在这里，他见识到什么叫“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有的路线往返要在野外行进六七天，沿途是峭壁、冰河、雪山和森林。山与山之间断了一截，就“抬几根棒棒”搭上梯子，手拉绳索，从空中走过去。一条巡逻路线曾被统计出200多处危险路段，但杨祥国说，统计数据永远无法做到精确——这一次是坦途，下一次就可能变成天险。
在超过2000米的海拔落差里翻山越岭，人体受到挑战最多的是肺和脚。肺的体验众人一样——整个途中都像是快要被拉破的风箱，脚的感觉则因人而异。
杨祥国被称为“巡逻王”，但他也免不了濒临崩溃。他形容，每一次巡逻后都会“对人生多一些领悟”。最长的连续行军会从凌晨走到傍晚，人到后来连话都不想说，只是跟着前面人的脚步，机械地移动。
恐怖的路段各有各的恐怖：刀背山、刀锋山、老虎嘴、绝望坡，这些非正式的地名出处已不可考。绝望坡最好是埋头去爬，抬头看一眼就会失去前进的勇气，“越看越没力气”。刀背山的山脊只有沙发椅那么宽，侧面坡度接近直角，下面照例是深渊。
最受欢迎的地方，无疑是卧在河里的一块“两间房子大小”的石头，离宿营点不远。“我们叫它‘挪亚方舟’。”杨祥国解释，“看到‘挪亚方舟’，就看到了希望。”
当一次巡逻终于完成，远远望见平地，有经验的军官会转过身，退着下坡以保护膝盖，毛头小子则恨不得一步冲下去。
从最长的那条巡逻路返回，有些人会瘦好几斤。刘东洋比较清楚这一点，他受过高等护理教育，在连队里做卫生员。他与这里的伤痛打过很多交道。
三
如果换一种心情，这一路的不少景致其实是诗情画意的。他们在轰鸣的水声中穿过竹林，绕过瀑布，跨过乱石，从五六个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大树下经过。他们会与猴子、黄羊、野猪、松鼠和小熊猫打照面，会见到质地密实、刀枪难入的稀有树种红豆杉。他们头顶有不见身影但歌喉动听的鸟儿，也有美貌惊人但叫不出名的鸟儿。
但是，那种对风光的好奇早在第一次巡逻中就消磨殆尽了，所有人提起这些路，都会使用一些描述炼狱的词语。因为等在前面的，也许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这是国家无战事但边关有牺牲的年代。六连有据可查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14位，因公牺牲者更远多于此。
杨祥国曾4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救人13次，也被人救过。他曾从山上摔下被树接住，透过树枝只看得到崖下细细的水线。战友张威被他救过多次。有一次张威丢了墨镜——这可能导致雪盲症进而遇险，杨祥国与他轮流戴一副墨镜，手拉着手行军。
“巡逻路上你把手伸出去，就相当于把生命托付出去了。”杨祥国说，他跟这些人平时连电话都不常打，但彼此在心里是抹不去的。大家曾生死与共。
这条路上的一個传统，不知始于何年，一直传到今天：巡逻者每人左臂会系一根红布条。红布条从实用角度看是一个便于辨认的记号，同时在心理上是一个寓意平安的标志。
前些年，连里的一个习惯是巡逻前让战士们写遗书。遗书存在留给家人的“后留包”里。
杨祥国忘了写过多少封遗书。他18岁那年第一次留下遗言，很慎重地写了两封，一封给父母，一封给暗恋过的中学同学。18岁的遗言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嘱咐爸妈保重身体，以及告诉那个有点像演员李若彤的女孩，他曾是那样自卑和懦弱，一直没有向她表白。
天长日久，他很快写到“没什么感觉了”。到后来不知还能写些什么，就照抄过去的遗书，换个日期。他记得别人的一封遗书里只写了5个字：“我一定回来。”
四
对所有人来说，巡逻之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莫过于终点，他们所说的“展国旗”——也就是上级所确定的宣示主权的地方。
杨祥国说，走到那里，再苦再累，腰杆会不自觉地挺到最直，军姿也站得最标准，因为战士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代表的是中国。
“展国旗”的时刻，所有人集合，拉开一面国旗，打开摄像机。指挥官在镜头前向上级报告：“现在是北京时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巡逻分队经过几天几夜到达指定地域。”那一刻到来时，每个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整理武器装备和着装，他们会拉好拉链，翻出领花，以最佳形象示人。
“展国旗”时，从大学休学入伍的士兵李声松会有身后有十几亿双眼睛看着自己的感觉。即使不远处的情况不明，气氛十分紧张，但“整个中国在当我的后盾，我后面有13亿人，有什么可怕的”。宣示主权时，指挥官会带领大家喊一些口号，诸如“祖国万岁，人民万岁”“祖国必胜，人民必胜”。
在2017年一个这样的时刻，指挥官带头喊了一句：“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战士们高声回答、敬礼。
五
每个人都知道，在最好的青春留在这里之后，自己迟早会与西藏告别。多数人将到中小城市谋生，重新汇入城市。
每一年，新兵穿上军装时，也是老兵摘去帽徽的时刻。在六连，“欢迎新战友”的横幅背面可能就是“欢送老战友”，送来新兵的汽车掉个头就接走老兵。
有人尝试将营区的野牡丹种子带回家，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的倔强——在别处基本不会成活，成活了也不开花。那些碗口大小的花朵是点亮整个营区最富色彩的事物。
当他们最终离开，许多人没有见过山南“站在最前线”的那块大石，没有见过拉萨布达拉宫的喇嘛。他们只是凑近飞机的舷窗，俯瞰过亚洲中部这个一望无际的“屋脊”。他们只是在巡逻之路有限的半径里踏过西藏的土地，吹过印度洋送来的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