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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球台有多长

入住养老院以后,母亲依旧没有从失智的阴影中走出来,她每天坐在养老院入口的大厅里,像孩子盼着家人归来一样,朝入口处张望。那里,已经被工作人员仔细地挂上了厚厚的棉门帘。有人进门的时候,棉帘子会被高高掀起。抢先进门的,往往是一个硕大的摩托头盔,或者是一个高高捧在手上的保温饭桶。

我已经来了多时,然而,她并没有认出我,她依旧在焦虑地张望,在每一下门帘的掀动中经历期待与失望,她在找寻她的女儿,或者她的故友。

有时,她把我认作养老院的护工,有时把我认作院里的厨师,有时把我认作前来慰问的志愿者。她抱怨我穿得太素净:“你都不换漂亮裙子,待会儿怎么上台表演。”

她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可以信赖。她把脚伸出来,放心地让我剪趾甲;她任由我帮她剪头发,修出一个男孩般的鬓角;她也不反对我随意打开她的面霜盖子,在她的鼻头上点上冰凉的一坨,为了让她安心,我在自己的鼻头上也点上一坨,这个滑稽的举动惹得她笑了。我替她抹开脸上的“雪花膏”,不知為什么,我伤心起来,为了这熟稔又陌生的感觉,为了这近在咫尺的亲密与疏离。

我多么期待有一个回头潮,能把她带近些,再带近些。让她认出我,哪怕只有10分钟。

我去母亲的老相册里找线索。想当年,我母亲不但是舞蹈高手,还是运动健将。她有整整一本照片,详尽地记录了她从22岁到28岁代表厂乒乓球队四处征战的辉煌成绩。照片上的母亲,英姿飒爽。

我的脑海里像划亮了一根火柴——我可以尝试在妈妈面前打乒乓球,唤醒她的一部分青春记忆。我向养老院院长建议组织一场乒乓球赛,由我和工作人员来打,让老人们围观。没有球台,我们把老人吃饭的桌子拼到一起;没有球网,院长出主意,让所有工作人员把自己的不锈钢饭盒排在“球台”中间,充当球网。

我与院长助理小周开始你推我挡地热身击球。养老院还真有几副现成的乒乓球拍,因为托球行走是老人们的康复训练项目之一。我已经20多年没打过球了,抽杀已经基本没可能,侧身回球时差点闪到腰,推挡也会接二连三下网。

我完全处于下风,因为打乒乓球需要高度专注,而我,还要分神去观察母亲的反应。

没过几分钟,老太太就高举右手,做出叫停的姿势。我配合地问:“咋啦,教练?”

老妈严肃地说:“这位队员,你怎么能在这种球台上打球?他们欺负你!球台太短啦!”她招手让我靠近,小声对我说:“我的枕套里藏了600块钱,是我女儿给我的。她可是个好人,我看你也是个好人,就是太能凑合了,这么短的球台难怪你老是接不着球,看着都替你着急。你快拿着这些钱,买一张真正好样儿的球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