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鼠年春节过后，世界上有两位作家接踵去世，两个独立的生命，都热爱写作，但他们所处的社会，所度过的人生，所写出的作品，差别之大，难以譬喻。
一位是法国“新小说”流派开创者罗伯·格里耶，公历2008年2月19日逝于法国西部小城，享年85岁。一位是中国作家浩然，公历2008年2月20日逝于北京东方医院，享年76岁。他们仙去前，都已经被社会边缘化了。他们曾经辉煌，但当今法国和中国引领文学风骚的中心人物，已是另外的一些写作者。
1988年初夏，在法国巴黎，正对协和广场的大饭店的露台上，我曾和罗伯·格里耶站在一起喝香槟，当时露台那一角只有三个人。我们三个人站在那里，只不过是因为我们都不喜欢太热闹，当时饭店厅堂里正举行大型酒会，溜到露台一角实际是一种逃避。我不会法语，格里耶不会中国话，另一位恰既懂中文也讲法语，因此我和格里耶有简单的交流。格里耶对我不会有什么兴趣，事后也一定不记得我这么个人，但我那时却对他充满崇敬，还有同情。崇敬，大家可以理解，改革开放以后，格里耶及其“新小说”流派有不少品种被翻译到中国，格里耶的《橡皮》几乎成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所有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的必读书，他编剧的先锋派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在电影资料馆内部观摩，一票难求，能搞到录像带在家里跟几位同好欣赏，成为最大幸事。从那时候起，“文学是叙述技巧的展示”，“文学创作重在颠覆”，“不为俗众求雅眼，为下世纪而创作”……等等想法和说辞，甚为流行。那么，我怎么会在1988年跟他近距离接触时，又会对他心怀同情呢？那是因为，1985年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据说那也是表达对探索了三十年的“新小说”流派的一种肯定，法国人是最重视这类事情的，法国作家又一次获得诺奖，当然首先是高兴，但接着就感到困惑，消息传来的当天，巴黎大街上不少人面面相觑地互问：谁是克洛德·西蒙？他那本获奖代表作《佛兰德公路》写的是什么？有的则愤愤不平，如果是想肯定“新小说”流派创作，那为什么不颁给罗伯·格里耶？众所周知，格里耶可以说是“新小说”探索的发轫者，其作品人们耳熟能详啊！1988年站在格里耶身边，我也有这种情愫，实际上那是格里耶本人并不需要的同情。
1988年，站在露台上喝香槟的格里耶，66岁，非常素净，非常恬淡。我觉得他自己非常清楚，他人生中最好时光，已经流逝，难以再来。他从1955年通过午夜出版社发表第一部引起关注的作品，到1985年西蒙得到诺奖，正好30年。他的好时光不短，对于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上的大多数写作者来说，应该欣慰了。
格里耶当然也是老黄牛类型的作家，生命不息，笔耕不辍。但好景难再，他去世前一年新推出的作品《伤感小说》恶评如潮，在图书市场上遭到冷遇，最刻薄的评论是：“这是行将入土的法国‘新小说’棺木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唉！但是，他去世消息传出，法国总统萨科齐很快表示哀悼，总统府发表正式言论：“毋庸置疑，随着罗伯·格里耶的去世，法国知识分子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时代已经终结。”他定位于皇皇历史卷册，却又被社会发展彻底地边缘化乃至出局。
我1980年至1986年曾是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和浩然分在一个学习组，有促膝的接触，但我们之间没有一次超出寒暄的交谈。他逝去后，从传媒上看到的文章，一般不外乎指出他为置身其中的时代所局限，或表达对他无政治野心有质朴品格的赞叹。但替他细算一下，他人生中的好时光，也就是写作爱好与才能得以施展喷溢并占据中心位置放射光芒的时间段，也就是1963至1966和1972至1976加起不到十年而已。我跟他“一口锅里吃饭”时，他已经并不开心，后来更逐步地边缘化，引领文学风骚的，到如今也已经换了好几茬。说罗伯·格里耶的代表性“已经终结”也好，说浩然“被时代局限”也好，话说出口是可以很轻松的，但细揆天理，谁又能久据中心永不终结呢？谁又能逭逃于时代局限之外永恒摩登呢？居中时不欺人，边缘时不自欺，顺应代谢，敬畏规律，才是健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