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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一句话让我终生受益

从小到大,母亲一直说我是个我行我素、很情绪化的人。2004年我演的《作女》杀青后,因太入戏,我曾宣布半年内不再接戏。母亲听说后笑着对我说:“看看,这丫头又在人物情绪里出不来了,还是那股改不掉的脾气啊!但比起小时候好得多了!”

母亲说得一点都不错。自小我就因太情绪化吃过不少亏,有过很多困惑和迷惘。有时我会无缘无故陷入情绪低谷,觉得一切都没意思,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来。直到有一天,母亲的一句话让我在最无助的时候沉静下来,并从此慢慢变得成熟、自信。

那是1992年春天,我去参加上海戏剧学院的考试。虽然沪杭路上的这一段旅途风光曾被才子徐志摩无数次赞美过,但我没有心情去领略。那时我高中刚毕业,不知道前面的路何去何从,情绪十分低落,特别是每天回到家,看到母亲那双期盼的眼睛,我真的感到无所适从,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人从大山深处抓来的小刺猬,只想缩成一团躲避到一个没人知道的角落。

在上戏的报名处填表时,我拿笔的手是哆嗦的。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我穿一件白色T恤,外面披一件马甲,一条再简单不过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10块钱的白色舞鞋。本来最正常不过的学生打扮,但因情绪低落,我觉得眼中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

面试开始了,上戏的老师坐到我面前。让我谈谈自己的成长经历。下意识地,我开始谈心里的苦闷:高中毕业,找不到什么事做,就在外面推销鸡血石和文房四宝。日子很辛苦,那种过于要强的自尊心,几乎成了一种折磨……

现在想来,在考场说那些事真是太笨了,谁会录取一个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的学生呢!果不其然,老师的脸色渐渐阴郁起来。“孩子,你对生活太没有热情了。”良久,老师慢吞吞说了这么一句。我知道,自己落榜了。

没有考上上戏并没有什么大痛苦,只是让我的心更想缩回自己的小小身体里。走到校门外,一个伙伴突然建议,不如再去北京电影学院碰碰运气。

我们七个人钱包里都所剩无几了,就大家凑钱买了一张卧铺车票。靠着这张卧铺票,我们才混上了车。一路上,大家挤在一起谈天说地,只有我,看着车窗外黑沉沉的田野。火车也不知道到了哪里,前面的路似乎没有尽头。那个晚上。我在狭窄的卧铺上辗转反侧……

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比上戏更严格,分为很多场。第二天,在舞蹈课的考场上,考官一声令下,所有考生都要在空旷的大教室里按要求学蛤蟆跳,一边跳一边嘴里还要发出“呱呱”的欢叫声……看着欢闹的同伴,我的情绪一落千丈。

我不理解这有何意义,也不明白与考试有何关系。别人都去表演了,我却无论如何迈不出腿。我的不合群和执拗掩饰不住,就这样完全暴露在老师面前。

走出考场,我心里突然很沮丧,眼见这场考试又过不了,第一次挫败不算什么,第二次再失败就太打击人了!我实在控制不住想回家,想见妈妈,听听她的声音,于是我默默流着泪给家里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正是妈妈。听完我压抑的诉说后,妈妈迟疑了半晌,突然很干脆地说:“女儿,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封闭自己,但我要告诉你,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低落的时候,这种低落肯定会伴随我们一生,除了用一生来面对它、克服它,我们别无选择!”

最后“别无选择”这铿锵四字,如同晴天霹雳,一下子让我清醒。是啊,既然这种“低落情绪”要陪伴一生,我为何要消极?为何不用积极将消极打跑呢?

下午再进考场时,我如同换了一个人,上午的情绪低落和沮丧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必胜的信念。面对考官,我变得热切、睿智起来。

不久,我就回到杭州,在家准备文化考试。那段时间,我从来没有如此投入地刻苦过。我让妈妈把我锁在阳台改造成的小房间里,铺开了战场。吃饭的时候,妈妈再开门把饭递进来。一整天除了上厕所,我几乎不离开阳台半步。妈妈特意给我请了家教,我的复习更加条理和规范了。

一天,我正在阳台上看书,楼下忽然传来一阵自行车的响铃声,有人高喊:“袁立,三楼袁立的信。”妈妈跑下楼,喘着气帮我把信取上来。

那是一封来自北京的信,我不敢看,让妈妈拆信。看着妈妈喜形于色的眼神,我知道,我期盼已久的成功降临了!

如今,在演艺圈中走过十年了,情绪低落的时候当然还有,但朋友说我永远像90℃的水,热情自信,随时准备沸腾。那个曾经郁郁寡欢的孩子,在母亲一句话中,变成了一个坚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