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母亲一直说我是个我行我素、很情绪化的人。2004年我演的《作女》杀青后，因太入戏，我曾宣布半年内不再接戏。母亲听说后笑着对我说：“看看，这丫头又在人物情绪里出不来了，还是那股改不掉的脾气啊！但比起小时候好得多了！”
母亲说得一点都不错。自小我就因太情绪化吃过不少亏，有过很多困惑和迷惘。有时我会无缘无故陷入情绪低谷，觉得一切都没意思，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来。直到有一天，母亲的一句话让我在最无助的时候沉静下来，并从此慢慢变得成熟、自信。
那是1992年春天，我去参加上海戏剧学院的考试。虽然沪杭路上的这一段旅途风光曾被才子徐志摩无数次赞美过，但我没有心情去领略。那时我高中刚毕业，不知道前面的路何去何从，情绪十分低落，特别是每天回到家，看到母亲那双期盼的眼睛，我真的感到无所适从，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人从大山深处抓来的小刺猬，只想缩成一团躲避到一个没人知道的角落。
在上戏的报名处填表时，我拿笔的手是哆嗦的。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天我穿一件白色T恤，外面披一件马甲，一条再简单不过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10块钱的白色舞鞋。本来最正常不过的学生打扮，但因情绪低落，我觉得眼中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
面试开始了，上戏的老师坐到我面前。让我谈谈自己的成长经历。下意识地，我开始谈心里的苦闷：高中毕业，找不到什么事做，就在外面推销鸡血石和文房四宝。日子很辛苦，那种过于要强的自尊心，几乎成了一种折磨……
现在想来，在考场说那些事真是太笨了，谁会录取一个心理承受能力这么差的学生呢！果不其然，老师的脸色渐渐阴郁起来。“孩子，你对生活太没有热情了。”良久，老师慢吞吞说了这么一句。我知道，自己落榜了。
没有考上上戏并没有什么大痛苦，只是让我的心更想缩回自己的小小身体里。走到校门外，一个伙伴突然建议，不如再去北京电影学院碰碰运气。
我们七个人钱包里都所剩无几了，就大家凑钱买了一张卧铺车票。靠着这张卧铺票，我们才混上了车。一路上，大家挤在一起谈天说地，只有我，看着车窗外黑沉沉的田野。火车也不知道到了哪里，前面的路似乎没有尽头。那个晚上。我在狭窄的卧铺上辗转反侧……
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比上戏更严格，分为很多场。第二天，在舞蹈课的考场上，考官一声令下，所有考生都要在空旷的大教室里按要求学蛤蟆跳，一边跳一边嘴里还要发出“呱呱”的欢叫声……看着欢闹的同伴，我的情绪一落千丈。
我不理解这有何意义，也不明白与考试有何关系。别人都去表演了，我却无论如何迈不出腿。我的不合群和执拗掩饰不住，就这样完全暴露在老师面前。
走出考场，我心里突然很沮丧，眼见这场考试又过不了，第一次挫败不算什么，第二次再失败就太打击人了！我实在控制不住想回家，想见妈妈，听听她的声音，于是我默默流着泪给家里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正是妈妈。听完我压抑的诉说后，妈妈迟疑了半晌，突然很干脆地说：“女儿，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封闭自己，但我要告诉你，每个人都会有心情低落的时候，这种低落肯定会伴随我们一生，除了用一生来面对它、克服它，我们别无选择！”
最后“别无选择”这铿锵四字，如同晴天霹雳，一下子让我清醒。是啊，既然这种“低落情绪”要陪伴一生，我为何要消极？为何不用积极将消极打跑呢？
下午再进考场时，我如同换了一个人，上午的情绪低落和沮丧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必胜的信念。面对考官，我变得热切、睿智起来。
不久，我就回到杭州，在家准备文化考试。那段时间，我从来没有如此投入地刻苦过。我让妈妈把我锁在阳台改造成的小房间里，铺开了战场。吃饭的时候，妈妈再开门把饭递进来。一整天除了上厕所，我几乎不离开阳台半步。妈妈特意给我请了家教，我的复习更加条理和规范了。
一天，我正在阳台上看书，楼下忽然传来一阵自行车的响铃声，有人高喊：“袁立，三楼袁立的信。”妈妈跑下楼，喘着气帮我把信取上来。
那是一封来自北京的信，我不敢看，让妈妈拆信。看着妈妈喜形于色的眼神，我知道，我期盼已久的成功降临了！
如今，在演艺圈中走过十年了，情绪低落的时候当然还有，但朋友说我永远像90℃的水，热情自信，随时准备沸腾。那个曾经郁郁寡欢的孩子，在母亲一句话中，变成了一个坚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