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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去打酱油的那条路上

说到打酱油,那曾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每个孩子都干过。家里做菜要用酱油,下面条要用芝麻酱,早餐要吃下粥菜,都要派孩子到杂咸铺走一趟。

打酱油有两种规格,一是用瓶,一是用碟。用碟的几分钱就够了,用瓶的则要两毛钱。两毛钱里,一毛八分钱用于打酱油,剩下两分钱买一颗糖,神不知鬼不觉地吃掉。这是儿童打酱油业的潜规则。

打芝麻酱又不同。装芝麻酱的不是瓮,而是玻璃缸。上面盖着的也不是木板,而是大玻璃片。通体透明的玻璃缸,体现了老板对芝麻酱本身的信心:其姿色和形态确实值得展露,膏油滑腻的样子总能让人产生通感。所以打芝麻酱的小孩,碟子里盛着五分钱的芝麻酱,回到家里,一般只剩下三分钱的,有两分钱的在路上被舔进肚子了。这是儿童打芝麻酱业的潜规则。

这些都是我和小夏在這个人到中年的秋天里,共同回忆起来的。但小夏记得的比我多。她早慧,五官开放程度更充分,听到、看到、感到的比普通的小孩多。

小时候,我们俩分头居于一条街南北两端的两条巷子里,两条巷子里各有一个杂咸铺。小夏打交道的杂咸铺老板是一个热情而瘦的女人,大家都喊她“三姨”。而我打交道的那个杂咸铺老板却是一个脸色阴沉的老头,记忆中他从没开口说过话,只听家里的长辈叫他“铜锣伯”,但以我们几分酱油钱的交情,也没到需要开口交谈的程度。

如果我和小夏走出各自的巷子,我们可能会在大街上相遇。我们很可能在大街上义井巷口的饼干厂门口相遇。因为,彼时有些孩子打酱油时会特意绕远点,到饼干厂旁边的杂咸铺去——为了尽情地呼吸从饼干厂飘出来的芬芳。

饼干厂华丽的芬芳与杂咸铺酸涩清寒的气质,其对比宛如唐肥与宋瘦。饼干厂像交响乐,杂咸店像《二泉映月》。哎,不,饼干厂的芬芳不能形容也无须形容——体会太深,比喻反而显得玄虚。“饼干厂”三个字不是名词,而是形容词。传说中的“流淌着奶和蜜之地”,也许就是饼干厂。

和饼干厂一样华丽的地方,是冰室。冰室的芬芳与饼干厂的又有不同,除了它们适合的季节不同外,香味也稍带区别。饼干厂的芬芳更娇憨,冰室的芬芳更浪漫。如果用年龄来形容,当我们站在饼干厂前面使劲吸溜着鼻子时,我们还是儿童;当我们坐在冰室里看着雪糕从小窗口里被送出来时,我们已经是少女了。

雪糕一般有两种颜色,粉红和鹅黄。冰花则是透明的。有时候是一个雪糕加一个冰花,搭配效果十分美妙。为什么食物那么美呢,这个世界对嘴馋的小孩太好了!

如果我和小夏都再绕远一点,我们也许会在电影院门口相遇。但电影是晚上才放的,那时会涌现一些卖零食的人,他们的自行车后面都绑着两个筐子,把神秘的苫布揭开,里面很可能是刚炒香的葵花子。

电影院门口还有卖竹蔗的,跟瓜子一样,都是一场电影结束后地板上丰富垃圾的来源。“乌腊蔗”是竹蔗的一种,秆粗而皮黑。平时想吃的时候,就去祖母或外祖母那里,深情地叫唤一声,便能获得几分钱,足够买上一大截吮吸良久。但去母亲那里叫唤是没用的,母亲认为嘴馋是家教不严的表现。

彼时让孩子去杂咸铺买东西,都不说店名,多数杂咸铺也没店名,皆是用店长的名字代指,而且多是外号。比如,去铜锣伯那里打酱油,去三姨那里打酱油。多数店主的名字很奇怪,叫熟了也不求究竟。例如,卖猪肉的叫“德国兵”,他早年腿受过伤,走路时无法弯曲。人们认定德国兵走路就是这个姿势,便“赐名”与他,他也只能接受。

在那条打酱油的路上,我们还能遇到什么呢?能遇到沿街叫卖的小贩——补伞的,补锅的,绑牙刷的,卖菜的,收尿的,撬尿桶垫的,还有用篮子提着各种米果穿街走巷卖的。神奇的是,如果买方没钱现结,卖方也不强求,只拿块瓦片在墙上记一下欠多少分多少毛,留待以后对证。

吾乡乡谚“个钱橄榄个钱姜,个钱银锭个钱香”,说的宛然就是那个走在打酱油路上的小孩,拿着几分钱买这买那、左顾右盼。

记忆中,我家那条巷子比较热闹,小夏家那条巷子则很安静。她说如今常常梦见那里,梦里她总在奔跑,因为梦里总是夜晚,从外祖母家回来,在没有路灯的巷子那长长的寂静里,她一个人拔足狂奔。她家在巷子最里端,巷子里有个并无攻击性的疯女人。白天经过她家门口时,人们总觉得忐忑不安。但对小夏而言,这个疯女人在夜晚给她的感觉则完全不同。

小夏害怕半夜醒来,极端的安静让她产生时空的不确切感。但假如疯女人也在半夜醒来,那就太好了——疯女人确实经常在半夜醒来,搬一张凳子,坐在家门口的巷子中间,大声地和一个不存在的人说话。她时而痛声咒骂,时而婉言相劝,时而语带哭腔,时而亢奋歌唱。她在说什么,年幼的小夏丝毫听不懂。然而,有疯女人的声音,小夏就不再觉得半夜深巷的寂静令人害怕。她听着疯女人在夜色中情状各异的倾诉,带着一种莫名的安慰,踏实地重新入睡。

然后,也许是一觉醒来吧,就四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