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贿”本来不过是一件我可以做到的、最起码的事情，却成为我的标志符号，这多多少少让我觉得荒诞。
八年前，我去云南参加一个企业家论坛，发言时讲到万科的不行贿。后来发言的一位企业家嘉宾说：“王石先生不行贿，我很佩服，但那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他说完这句话，台下300多位听众报以热烈掌声。我说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说他行贿，下面倒是掌声雷动，这让坐在台上的我很尴尬，也给了我很大刺激，行贿的反而成英雄了？
我不禁疑问：为什么人们会认可行贿，觉得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而且对不行贿持深深的怀疑态度？
按照上面提及那位企业家的说法，因为行贿很实用，而不行贿太理想化了，最终会“一事无成”。一些商人、企业家通过贿赂官员，获得特权或机会，确实能在短时间内赚取大量财富。但官员仕途中落，或者贪污被查，往往扯出萝卜带出泥，公司一蹶不振，甚至面临牢狱之灾。即使公司能幸免于难，通过这种模式，竞争力只会越来越萎缩，很难发展壮大。
万科坚持不行贿，所以早年拿不到市中心的优质地块，只能以较高价格在比较偏远的城郊地带搞开发，被人调侃是“城乡结合部开发商”。这种形势迫使万科只有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生存发展下去，我们建立了干练的设计队伍和营销队伍，认真钻研市场，培养自己的产品竞争力，提供更好的产品，配套更好的服务。最终，因为起点上的不利条件，反而使万科走在了行业前面。
行贿受贿是形影不离的一对。万科的风险管理部门做过分析，如果企业员工向客户索要一块钱回扣，就会给公司带来10块钱的损失。可以想像，受贿给各类组织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一旦要以人的幸福为代价，这种“实用”可就无论如何算不过来了
1995年，上海万科爆出集体受贿事件。当时上海城市广场工程部一起共事的4个人，共同接受贿赂，认为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想到，行贿的工程商在其他案子出了事，连带出了他们4人，还有录音为证。
对企业来说，行贿总得走财务账，只要企业下决心不行贿，就可以很好地约束员工行为。但如何保证员工不受贿呢？答案只能从企业文化、制度上去找。我当时反思此事件：“以一批人进监狱为代价，换来三五千万、一个亿的利润，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人的毁灭、家庭的灾难，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损失。项目不成功，甚至做砸了，都可以重来，而人一旦失足，不但自己终生悔恨，对公司的影响也是非常长远的。毫无疑问，如果上一个项目要付出如此沉痛的代价，那我们宁可不上这个项目！”
为何行贿受贿在我们的社会，会泛滥到如此程度，以致于人们竟然对不行贿抱以深深的怀疑？哲学家卡尔洛维特有一段话：由于人们不断被迫妥协，这种软弱扩大为一种普遍的人格特质：一种由于对善的荒废而来的罪行。
我的理解：人人心中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内心只有光明、美好、向善而无一丝阴暗和恶意的人。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纵容恶、荒废善的理由。如果假定他人都是恶意，自己也就会展现出恶的一面，人与人之间无法合作，社会就走向荒诞和堕落，最终秩序混乱，制度废弛。假定他人会表达善意，自己也就会尽力展现善的一面，由此建立的社会共同体，才会是一个和谐有序的格局。
我心中也有恶的一面，但我一直谨记“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持有理想主义，假定他人善意，也积极向社会和他人表现善意。假定善意，不荒废我们的善—或许这就是万科“不行贿”的起点吧。
创业之初，我在深圳搞玉米贸易，为了能弄到两个计划外火车皮指标，让同事给火车站的货运主任送去了两条烟，人家没有收，打回来了。我第一反应：是不是我送的礼太轻？进一步接触，这位主任批给了我两个计划外火车皮的指标，但依然没有收下我的香烟。他表示：之前曾观察过我，还看到我和工人一起扛饲料大包，觉得我是一个认真做事业的年轻人。对这样有志气、实干的年轻人，主任十分愿意帮一把忙！
这件事情，让我萌生了多年一直坚守的信念，只要你真心诚意，勤恳做事，不用走歪门邪道也可以“成事”，可以实现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