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曾思斌，
穿行在南苏丹的后勤“总管”
南苏丹，这个2011年7月9日正式宣告独立的全球最年轻国家，其实很多人对它并不陌生。著名的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获奖作品—《饥饿的女孩》就取材于此。照片上，瘦小的苏丹小女孩奄奄一息地趴在前往食物救济中心的路上，身后不远处，一只饥饿的秃鹰正贪婪地紧盯着这个小生命。
“南苏丹是世界上常规免疫覆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目前有75%的民众仍然无法获得基本医疗护理，超过九成人口每天靠不足一美元生活。常年暴力冲突和局势不稳，人们背着枪出门，这些因素也使外界的人道援助供应加倍困难。”来自四川绵阳的80后志愿人员曾思斌这样介绍。
在当地一个叫皮博尔的地方，那里大约每4个小孩就有1个活不过5岁。死亡原因，是由于疟疾、十二指肠溃疡、麻疹、肺炎等在大城市很容易治愈的疾病而引发；而黑热病、几内亚线虫病这些我们很少听说的奇怪疾病，也会瞄准这些幼小的身体；很多母亲死于与妊娠有关的并发症。医疗诊所严重缺乏，病人往往要长途跋涉，甚至徒步数日，才能就医。去年，曾思斌和同事来到了设在当地的医疗点，为16万村民服务。
这个被人们称为阳光型的后勤“总管”，在无国界医生的皮博尔医疗点里，大到与政府、警察局、救援飞机的联络，以及去偏远村庄外展、饮用水的净化处理，小到电线、插座、电池，甚至一根螺丝钉的管理，都是曾思斌的工作范围。
日前，记者在跟随无国界医生的两辆车前往Gumuruk的路途中，曾思斌每半小时便通过无线电报话机向无国界医生组织设在朱巴的协调办公室汇报路上的情况。因为一路走来道路两旁灌木、杂草丛生，据说，在冲突频发的时候，一些武装分子就守候在灌木丛里，随时都有出来滋事的危险。
刚到外展地，还没做好装备，已经有不少妇女带着生病的孩子，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曾思斌所在的外展团队，为这些儿童免费提供治疗及营养食品。那些严重营养不良、无法自己进食的病童，他们会把病童和看护人一起接到无国界医生基层医疗中心住院治疗。
尽管工作非常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但每次看到大批黑人母亲和孩子病愈后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曾思斌心里都会油然产生一种自豪！
美丽屠铮，
名震利比里亚的“中国玫瑰”
今年39岁的屠铮出生在广西桂林，父母均是医生。在香港科技大学生化系攻读理学博士时，屠铮听说了“无国界医生”。它是1971年在巴黎成立的一个非盈利组织，由医生、护士、麻醉师、实验室技术人员和后勤管理等人员组成，主要针对战争、内乱、天灾等地区的难民或贫民给予医疗援助。自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如今它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每年有3000多名志愿人员在约60个国家服务。
2007年3月，已在北京一家著名医院工作的屠铮，正式加入“无国界医生”，被派往利比里亚执行救援任务。这个仅有300万人口的小国，因14年的战乱导致20多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更令她吃惊的是，该国注册医生仅有121人，婴幼儿死亡率为32%，这意味着当地3万人才有一个医生，而10个孩子中大约有3个会夭亡。屠铮注意到，这里的孩子通常是按出生日取名的，从星期一到星期日；如果一个星期后孩子还活着，才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而幸运存活下来的孩子，“星期几”则成为他们的昵称。
利比里亚属于热带气候，年降水量超过5000毫米，素有“非洲雨都”之称，不仅衣服晾不干，连手术服的扣子都会锈住。屠铮和同事们，不得不在后背上贴块胶布，顶替扣子。
这里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旱季有时会达到40摄氏度。除了必须保证手术室和药房的清凉，医院没有能力再安装空调。到处苍蝇飞舞，挤满毫无保健常识的孕产妇和摔伤烧伤的孩子。当地将近一半的孕妇在家中按照民间传统方式接生，好不容易闯过鬼门关，忙着糊口的父母又疏于照料，孩子常常会被热油烫伤，甚至会掉进开水锅里。
“无国界医生”开办的医院都是全免费的。在太多人需要救助的情况下，只能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这里无法化验肝肾功能，只能做血常规检验，甚至没有一台X光机。惟一的B超机则是大宝贝，屠铮从进入医院开始，就不断被警告，“无国界医生”有B超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如果这台B超机坏了，就再也没有补充了。
B超机开始被当地人神化。当地妇女交头接耳，说那台神奇的机器上有一个小小的荧幕，只要肤色白白的医生把像果冻一样的黏胶涂在妇女肚子上，直接穿过皮肤渗透到肚子里，就可以治疗不孕症。许多妇女蜂拥而来，做完B超，通常感觉都好多了。
屠铮的营地离医院有半小时车程。“无国界医生”给大家配备手机，有急症打电话呼叫。屠铮觉得前半夜被叫醒是幸福的，如果是后半夜被叫醒，只能在医院里熬通宵。这个被当地人誉为“中国玫瑰”的美女最长的一次曾连续工作36个小时。
硬汉潘渊，向世界展示
“负责任大国”的光辉形象
潘渊的皮肤有点黑，扎着辫子，带着非常阳光的气息。他是“无国界医生”里首个来自中国内地的救援人员。
2001年春天，毕业于云南大学计算机系的潘渊，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和计算机技能，成功通过考试并接到首个任务—赴非洲开展治疗“黑热病”的救援工作。母亲用沉默代替了抗议，父亲则开明地表示了支持。那年6月，潘渊首次走出国门。
2002年7月，潘渊刚回到昆明不久，又被派往孟加拉南部的难民营，为数万多名无家可归的缅甸洛兴加难民提供基本医疗。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宗教问题逃难至此，最高峰时达25万人。看着营地周围把守的孟加拉军警，潘渊不敢想像这数万名难民是如何度过这十多年的“软禁”生活的。12月的一天，雨后的难民营又是一片泽国，泥浆混集着排泄物布满了每个角落，用纸皮树枝等简易材料建成的矮房散发着潮湿和霉味。为防止疟疾和肠胃疾病的传播，潘渊和其他志愿者在泥泞中逐家逐户进行卫生知识宣传，并叮嘱每个家长时刻监督孩子不要吮吸那沾满泥巴的手指。
在难民营的一角，潘渊还惊讶地发现了一所“学校”。在一个简陋的木棚下，一位老师带领300多个席地而坐的孩子，认真地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孩子们一边大声朗诵，一边偷看过往的行人，他们之中，很可能只有一半能活到成年。
在孟加拉，潘渊经常往返于山区，他已经忘了曾多少次险些滑落山坡，只有身上数处被恶蚊蛰过的圆形伤疤，才印证着那段南亚岁月。当时他每周要花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附近村庄之间运送药品、物资和垂危的病人。在后来写给父亲的信中，潘渊用了这样的开头：“能生长在中国是一种幸福……”
现在，同学和朋友大多已是公务员或老板之类，他们常常会羡慕潘渊的经历，但却不愿意抛弃一切去走同样的路。他们熟悉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更愿意切合实际地编织属于自己的财富梦想。在海外，潘渊经常被问及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他不得不耐心地向对方解释—“我来自中国！”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发动更多的民间力量，唤醒中国社会还处于蛰伏状态的志愿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