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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哥的故事

我从上海一家影院里跑出来,找到网约车,冒雨赶往酒店,心中带着一点儿焦虑和犹疑。下车后,我快步进入酒店大堂,约我在这里见面的四哥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他几乎用“一把抓”的方式认出我,尽管我们已经有近三十年没见面。

神秘的四哥

我出生在山东临沂最南端的一个村子,村名叫大埠子。往南四五公里,就是江苏的地界。

四哥大约两年前加我为微信好友。此前他给我打过两三通电话,主要内容就是介绍他是谁,讲述他与我的童年往事。他热情地说起他与三叔喝酒的时候常常谈起我,我也很热情地回应着,内心却疑惑:“这是从哪里跑来的四哥?”

四哥也姓韩,但与我没有血缘关系。我自打成年之后,脑袋里装的东西太多,许多童年记忆都被覆盖了。我忘了很多事,忘了很多人,自然也不太记得同村的四哥。但在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和手的时候,一股熟悉又亲切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属于大埠子的味道。

在大埠子这个无比偏远的小村庄内部,有许多无法用文化或者传统来解释的事物,它们隐秘、幽冷,令人不敢触碰。

四哥带来了大埠子的故事,也将那个在我心中逐渐淡化的村庄复活了。

死亡的阴影

四哥比我大四五岁,上小学的时候,正赶上饥荒年代的尾声,家里米缸空空。有一天四哥放学回家,发现家里堂屋门紧锁着,大人在湖里(耕地里)干农活。被饥饿折磨得百爪挠心的他,搬起半边门,硬生生挤开一条缝,钻了进去。

家里任何角落都找不到现成可吃的东西,但这难不倒四哥。他眼睛一亮,发现了母亲腌制的一盆咸菜疙瘩,于是一个个吃了下去,直到吃得整个胃几乎要被胀破。

咸菜含有亚硝酸盐,这是常识,但很少有人相信,咸菜吃多了会要人命。四哥那时年纪小,大半盆咸菜下肚,亚硝酸盐开始侵占他的五脏六腑。直到天黑大人们回家,才发现四哥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据四哥描述,昏迷期间,他仅剩下微弱的呼吸,心脏的跳动也几近停止。村里的赤脚医生把能用的办法都用了,没有任何效果。等待四哥的命运,是被抛弃。

死亡从未在大埠子缺席。这个鼎盛时期有着两千多人的村庄,时不时会有离奇的死亡发生,这无不考验着村里孩子们脆弱的胆量。

四哥的父亲在赤脚医生放弃治疗后,又请来邻村一位名叫张道中的中医。此人远近闻名,尤其擅长针灸。四哥的身上被密密地扎了一层银针。一周过去了,没有反应;十天过去了,还是没有苏醒的迹象。那位有名的中医也没有办法,不再上门。

父亲不忍心儿子就这么斷气,在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继续救治的情况下,每天用棉絮蘸水给四哥擦洗身体。他认为,这样可以让那些“咸菜”慢慢流失掉。空闲的时间,他就跪在床边祈祷。第十五天,四哥有了一些好转的迹象。第十六天,四哥苏醒了过来。

四哥说,父亲给了他两次生命。因为这件事,他成了父亲最疼爱的孩子。不过,这段特别的父子情感,也为日后埋下了巨大的痛苦。

世道艰辛

也许是因为咸菜中毒事件,四哥的智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青少年时代,四哥的脑瓜一直不太好用。但从鬼门关夺回一条命的四哥,从此知道了命运的沉重,开始学着强力扭转自己的人生。那个时代,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就是上大学。但对一个家贫如洗的孩子而言,上大学是一件多么遥远的事情。

和许多农村孩子一样,四哥的大学梦是用自己辛苦的血汗、牛马一样的付出,甚至一次次苦苦的哀求换回来的。他第一年参加高考就上榜了,分数足够读当地唯一的大学,却因为交不起学费,白白浪费了那张录取通知书。四哥开始了打工生涯,流浪到河南焦作,他想攒一些学费复读,准备第二次参加高考。

1992年夏天,四哥的弟弟和同学一共三人,决定从临沂扒火车去看望在河南焦作打工的四哥。车过兖州的时候,他们被联防队员抓了起来。那时正值打击“盲流”的高峰期。那些未经允许离开乡土、盲目进入城市求生的人,常被地方政府以此名义抓捕收容,甚至发生过不少“盲流”死于收容站的事件。

弟弟一行三人被抓后,没有立刻被送往收容站。联防队员命令他们脱掉上衣在院子里罚站,他们如果能坚持四个小时,就放他们走。在阳光下暴晒四个小时,很容易丢掉性命。弟弟问,能不能换一种惩罚。联防队员取来一桶五升装的水,说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能一口气把这桶水喝下去,他们就可以走。

弟弟选择自己来尝试这个新惩罚。喝水之前,他哭着哀求,喝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打他的肚子,那么多水喝下去,一拳下去肚皮很有可能爆炸。联防队员默许了。弟弟艰难地喝完了那桶水,这场惩罚也就此过去了。

到达焦作与四哥碰面后,弟弟讲述了这件事,几个人抱头大哭。四哥说,他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世道怎么会这样艰辛,活着怎么会如此不堪。

四哥和弟弟几个人决定回乡,又一起扒火车踏上回程,巧的是,在兖州再次被抓住了。联防队员还认得弟弟,任凭四哥怎么说自己是准备考大学的学生,怎么哭诉农家子弟出门多么不容易,仍然换不来联防队员的同情心。最终在暴晒和喝水这两种惩罚之间,四哥挺身而出,喝完了那桶水,忍着胃部的剧痛上路。

回到大埠子见到亲人,叙说这一来一回的遭遇,所有人又一次抱在一起大哭。

成为老板的四哥

我在上海见到的四哥,已经是一位老板。数年前,他在重庆开了一家公司,专事汽车配件经营,如今他已身家不菲。

这次四哥来上海谈业务,偶然知道我也在上海,就改了行程,要见我,和我讲他的故事。“我愿意跟你讲这些事情,跟别人我不愿讲。”四哥说。

成为老板的四哥讲了一些行业黑幕,以及他从一无所有闯出来的代价。

不到五十岁的四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再挣一点钱,带嫂子环游世界。

嫂子比四哥年轻差不多十岁。恋爱的时候,四哥谎报了自己的年龄,少说了七八岁,等嫂子发现时已晚了。

但四哥说,能骗一时,骗不了一世,如果嫂子想离婚,他愿意净身出户,把所有资产都留给她。嫂子拒绝了他的建议。理由是,他小时候吃咸菜中毒,脑瓜有毛病,担心她走了之后,四哥承受不住。不知道这算不算甜言蜜语。

四哥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成为老板后,走在街上和别的老板没太大差别。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代农村孩子经历的苦难。

悲剧的烙印

对许多人来说,乡村是一枚烧红了的烙铁,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无论过了多久,这个烙印依然会隐隐作痛。哪怕后来进入城市,拥有了所谓的风光生活,这些人身上的悲剧烙印,也不会轻易消失或愈合。

四哥一生最大的悲痛,不是吃咸菜差点丧命,不是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没法上,也不是在烈日下喝掉五升水,而是父亲的去世。

在四哥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的生活一下子就空了。他独自生活在村子边缘的一个小院里,陪伴他的是一只画眉鸟和一条狗。两年前,画眉飞走了,只剩下狗。

四哥的父亲去世那天,大埠子村下了一场仿佛可以覆盖一切的大雪。有人发现他居住的小院着了火,想去救时,已经无法靠近。等到火熄灭,父亲被发现倒在煤球炉上,还保持着坐姿。

在前一天,四哥的父亲去大哥家要钱,没多要,要一百,这是每个儿子应付的抚养费。大嫂没给这笔钱,说家里太穷,拿不出来。

父亲转身去了二哥家。二嫂没说不给,而是说,就算贷款也得给这一百块钱,可是总得把款先贷出来吧。

四哥的父亲走了,没有再去三哥家。据村里人分析,父亲回屋后开始喝闷酒,喝多了不慎倒在煤球炉上。也有人说,父亲是故意倒在煤球炉上的,因为母亲曾说过,希望去世后能不被火化,保留一个全尸,今后和父亲葬在一起。父亲觉得,这样就可以不用去火葬场了,既可以保留全尸,又为儿子们省一笔火化费。

父亲只是不想活了

其实四哥的父亲根本不缺钱,四哥每月都会从重庆汇来足够多的生活费,逢年过节也都会寄钱、寄东西。但父亲觉得,自己有五个儿子,不能只让老四拿钱。被两个儿媳妇拒绝之后,父亲的心凉了。他也终于给自己的不想活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自行决定消失于这个世界。

在父亲去世当夜,四哥在自己家里体如筛糠,汗出如浆,如洗澡一般。他以为自己感冒了,便躲进被窝里,以为睡一觉就会好。后来才意识到,父亲曾把自己佩戴了几十年的一块玉送给他,那块还浸着父亲体温的玉,让父子之间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联系。父亲用这样的方式,对他最疼爱的孩子宣布了自己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消息。

第二天,四哥在开会时接到来自老家的电话。放下电话,他坚持开完了会,但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大埠子,而是处理完公司的大小事务,在第三天才往家赶。他没及时回,是因为他恐惧;回,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终究无法逃避要面对的一切。但是,他也因此成为家族的罪人。

一个从小承受了太多苦难的孩子,在成年后是不会哭的,因为眼泪已枯竭。

四哥有深深的、说不出来的悔恨,但也相信,万事有命,命运不可阻挡。

四哥说了两件事,让我觉得震撼,甚至以为是假的、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第一件,是那只飛走两年的画眉鸟,在父亲去世的当天飞了回来。有人说,它是来给父亲守灵的。果然,画眉在父亲棺前盘旋了三个晚上,到父亲出殡那天,飞走了。

第二件,是父亲养的那条狗,在出殡那天,只要看到戴孝的人就摇尾作揖,看见没戴孝的人就狂吠不已。以后每当四哥回乡给父亲上坟时,小狗见到四哥,第一个动作就是作揖。怕我不信,四哥翻出手机里的一张照片。那条看上去很平常的土狗,真的立起后腿,用两只前腿给四哥作揖。

四哥说,父亲出殡那天,大埠子下起了大雪。大雪又一次把整个村庄覆盖,一切纯洁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