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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用处

据说汉昭帝刘弗陵说过,用人还是要用读书人。这话不假,做官做吏,没有点文化素养,没法子摆弄。官僚离不开文牍,不识字的人,不会写也就罢了,如果连读都不会,基本上寸步难行。不识字的,做草莽英雄,也许有行的,但做大一点了,也得有读书人帮忙,否则,就只能做草寇,成不了大事。

东汉是个儒生的天下,读书人被儒生包办。不通经的人,基本上就不视为读书人。这个局面当然不好,好些有杂学爱好的才俊之士,就给埋没了。马融、郑玄之辈,固然可以用经义断狱,但儒生包打天下,好多事还真的办不了。难怪东汉一直就没起色,半死不活的。黄巾起义,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互相攻杀。这种时候,用人之际,原来读经读得精熟之辈,基本上都废了,大儒郑玄也只好装神弄鬼,占卜算卦。别的儒生,只能改弦更张,改得不快,弄不好就跟流民一道,填了沟壑。

曹操也是个读书人,但由于出身浊流,跟宦官有关系,所以,无论如何算不得正经儒生,他自己也以奸雄自命,一出手就像个酷吏,杀伐决断。所以,混出来之后,用的人,大多是杂家。那种装孝做悌的酸儒,到了他这里,一律成了垃圾。手下众多的谋士,郭嘉、苟彧、贾诩、程昱之辈,都是兵家的底子,玩谋略的。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唯才是举。曹操《求贤令》这样的话,如果放在东汉盛期,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谁说了,不仅朝野鸣鼓而攻之,皇帝也是要杀头的。但是,战事浩繁,用人之际,读经退不了敌兵,没有办法。所以,读书人的风格,至此一变。会出主意,能办事的大走其运。

读经装孝悌的人没市场了,但若要所有的读书人都变成智谋之士,也是不可能的。好在,读书人还有另外一条活路,那就是当作家。那年月,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作家不能靠版税过日子,但写出来好作品,人们可以口耳相传,可以抄传。尽管是乱世,文学作品依然有市场。有势力的军阀,就是乐意养这些人。

本来嘛,五经那东西,没有多少乐趣。人们不得不读,是因为皇帝喜欢,读了可以做官。而文学,包括民间的歌谣,才是读书人的真爱。经学大盛,但文学也在底下潜伏。东汉末崛起的军阀们,个个都是当年的读书人,曹操这样的,原本就是资深文青。一旦自己说了算了,文学也就冒了出来。文章憎命达,乱世出好文,能出好文的人,当然有安身立命的地方。

所以,像祢衡这样的狂士,曹操没杀。孔融做太守,乱兵打来,饮酒赋诗,真的杀到门口了,只会跑路。按《求贤令》的标准,百无一用。而且经常给曹操捣乱,曹操要禁酒,他引经据典说不行,曹操的儿子曹丕,收了袁绍的儿媳妇甄氏,他也跑出来说不好,说是武王伐纣,把妲己送给了周公。曹操还是忍了,给他一个官做。杨修总是自作聪明,每每猜度曹操的意思,扬才露己,曹操也忍了。

但是,随着曹操扫平群雄,统一北方,他对作家们的容忍度就变小了。如果你仅仅能写出好作品,而不会拍马屁,基本上就不大行了。孔融死了,杨修死了,连半个文人崔琰也丧了命。这事,说起来有点冤。崔琰向曹操推荐过杨训,曹操做了魏王,杨训撰文拍马,称颂其功业和盛德。大约是写得过了,士大夫们一起瞧不起他,也连带着捎上了崔琰。崔琰取来那篇马屁文字,看了之后,写信给杨训,说你的文章写得还不错,现在就得这样写。曹操知道之后,觉得崔琰其实是在讽刺他,一下子将他罚为徒隶,做苦工。没想到这样一来,崔琰反倒名声大震,宾客盈门。曹操一气之下,也把他给杀了。有人说,崔琰其实是冤枉的。冤就冤吧,谁让你没上一道表章,拍一下魏王的马屁呢?

当然,杨训是不会被杀的。那个为袁绍起草讨曹操的檄文的陈琳,辱及曹家的祖宗,投降之后,也安然无恙。因为能奉命骂人骂得如此精彩的人,拍马屁也一样精彩。果然,没有辜负曹操的期望,陈琳写了《神武赋》,歌颂曹操,称颂其东征乌丸的伟业。夸曹操神武奕奕,“单鼓未伐,虏已溃崩。”让曹操很是受用。当初《讨曹瞒檄》止住了曹操的头风,这回的《神武赋》,估计也对他的头风病有帮助。

曹操是个大奸雄,也是个大文人,他知道哪些文学之士有分量。但有分量的作家,必须得做一件事,写拍他马屁的文章。天天拍,倒也不必,但至少得写一篇,而且质量还不能低了。如果一篇马屁文章不写,还成天唧唧歪歪,恃才傲物,即使你的文采再好,脑袋多半是保不住的。

对于那些权倾天下的大牛人来说,读书人的用处,第一,是出谋划策,第二,就是拍马屁。牛人越是牛,第二项工作,就越是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