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的博洛尼亚·布兰德曼衣着整洁，唇上涂着鲜艳的口红，看起来与许多纽约老太太没什么不同。而她掀起衣袖，可以看到左臂衰老的皮肤上有一个特殊的黑色“文身”：“52643”，下面一个倒三角形。
这串数字是她当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编号，倒三角是当时对犹太人的标记。
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救了7650名幸存者。博洛尼亚·布兰德曼就是其中一个。
时间的流逝已经带走了当年幸存者中的大部分人。70年后的这一天，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分布在世界各地的300多名幸存者应邀参加。馆长说，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有众多幸存者出席的纪念活动。
还健在的这些幸存者在奥斯维辛时都还是青少年，如今最小的也80多岁了。离开奥斯维辛之后的这些年，他们经历了什么？
不会为悲伤而哭的人
“出来之后，我用了25年才会笑。出来50年后，我才能谈论奥斯维辛，之前喉咙一直像是有什么东西堵着。很长时间里我一直遮掩着胳膊上的编号。到现在我还是不会哭，至少不会为悲伤而哭。我能出于感动而哭，比如看见一个小孩在舞台上表演。但不会为恐惧和不幸事件而哭。”博洛尼亚·布兰德曼说。
12岁那年她被关进了奥斯维辛。在那里一年的经历，尤其是其中几个场景，如今还在她脑中不断闪回。
她和姐姐进了劳动营。看守们剃光了她们的头发，在胳膊上刺上编号。几天后她们跟其他人一起开始修路，每天晚上还要把当天死去的人的尸体搬运回营地。
后来姐姐得了伤寒，博洛尼亚一直在专门收容病人的营地照顾她。几天后一位也有犹太血统的护士告诉博洛尼亚：所有得了病的犹太人都要被送进毒气室。
“我该怎样去见姐姐，对她说什么？这直到现在还折磨着我。护士让我赶紧离开病人营地。我就那么走了，甚至没去向姐姐告别。姐姐当时那么虚弱，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70年里，她一直受那段经历的折磨。
1945年走出奥斯维辛后，博洛尼亚与其他许多幸存者一样移民到了美国，几十年来一直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犹太人聚居区，这里的犹太人数量是除了以色列以外全世界最多的，戴黑帽的男人和戴头巾或假发的女人随处可见。在这里，每天擦肩而过的老人中，有些与她有类似的经历，弗雷德里·特尔纳就是其中一位。
再没追求过金钱和名望
91岁的弗雷德里·特尔纳坐在布鲁克林家中，想起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
“斯黛拉是我在布拉格的时候认识的，她和我一样也进过集中营。她从来没有摆脱过去，非常消极。最后她沉浸在幻想中时甚至试图把我杀掉。我们只能离婚了。”他说。她在70年代就去世了。
如今，弗雷德里·特尔纳家厨房、卧室和起居室都挂着他的画。还在集中营的时候他就想成为画家。他的画都是表现纳粹大屠杀的，其中火是最常出现的主题。
他画的所有东西都跟奥斯维辛有关，有时很明显，有时不那么突出。他的回忆和感情都在这些画里。“我对奥斯维辛最强烈的回忆是火葬处冒烟的烟囱。那不仅是回忆，更是噩梦。就像黑色的雨一样。这种烟第一次向我扑来时，我就知道了。骨灰雨。”
他曾试图不再用集中营主题来作画，但每次都失败了。“集中营在我之中。”他说。
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布拉格家庭，“生活跟卡夫卡家很像，说德语和捷克语，读很多书”。一家人不富裕，但过得还不错，直到因为犹太人身份被送进集中营。
弗雷德里在三个集中营待过后，在1944年12月29日被转移到奥斯维辛。1945年获得“解放”后，他被送回布拉格，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家门前。“一个戴着共产主义者标志的男人开了门。我自我介绍，说自己被纳粹赶走之前住在这里。他立刻暴怒，大吼说我应该马上走开。”
“（当时）布拉格已经没有什么美丽的东西了。”他回忆，不久他就去了巴黎，两年后来到纽约。
在纽约，他并不算是知名画家。有时他也说自己应该为获得名誉花多一点时间，不过这实在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走出奥斯维辛后，他从来没有追求过金钱和名望。他觉得自己的任务就是“理性地活着”。“生活的质量更重要，理性、有人性地活着。专注于食物、衣服和居住环境。这差不多就是我想要的所有了。”
创伤一直都在
博洛尼亚和弗雷德里从奥斯维辛得到“解放”，都是在1945年1月27日。
在那之前不久，随着苏联军队的推进，党卫军停止使用毒气，强迫囚犯们步行撤往西边的其他集中营。现年80岁的弗里达·特伦鲍姆还记得，那天她和母亲走到门口的时候，被一个党卫军的人拦住了，那人吼道：“你们有大车来接！”于是她们留下了。
到1月27日，营地一片骚动。她听见有人说“俄国人来了”，然后看见裹在长大衣里的很多人来到这里，当时地上有厚厚的积雪。这是苏联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第60军的队伍，奥斯维辛的解放者。
随后波兰红十字会来了，给这些被解放的囚犯们分发了维生素片。“我还记得，是橙色的，三角形，有一层光滑的涂层，可能是糖做的。”2015年的一天，弗里达在美国剑桥市回忆。
在巴黎，89岁的拉斐尔·埃斯拉伊也还记得当年“解放”后最先得到的东西。1944年1月，他作为法国抵抗军成员在里昂被捕，随后被送进一个集中营，最后到了奥斯维辛。
1945年1月18日，他被迫加入向西的队伍。出发前，一位朋友和抵抗军同志为他偷来了一双鞋，他们当时认为肯定会走很远的路。“那是个特别寒冷的夜晚，可见度很好。路边有死去的女人，无数的死去的女人。还有男人和马。”
在路上他们遇到美国军队，于是重获自由。“一个美国士兵给我一支烟。我差点要饿死了，他却给我一支烟。”他有些愤怒。
如今，刺在手臂上的编号早已被他烧得看不见了，那些回忆却一直没能消除掉。
回到法国很多年后，拉斐尔仍然一再梦到被囚禁。他和妻子是当年在集中营认识的，他俩从来不对女儿讲那段经历，这让女儿很难过，她总说“你们什么都不说，但死亡在到处深呼吸”。女儿现在64岁。“我们尽量不对她提到那些，为了保护她。”
对离开波兰故乡多年的弗里达·特伦鲍姆来说，创伤也一直还在。这几十年在美国，她得到了考古学博士学位，婚姻以离异告终，遭受过抑郁症的折磨，接受过心理创伤治疗师的培训。直到现在，她对反犹言行还表现出极大愤怒。
移民和信仰
玛尔塔·威瑟也还记得在奥斯维辛的最后几天。那年她和弗里达一样也是10岁，只知道好几天几乎没有吃的，然后来了许多帽檐上有红星的士兵。“那些俄罗斯人对我们很和善，其中一位给了我一瓶伏特加，他们没有太多东西可给。”
2015年1月的一天，她在耶路撒冷家中翻着老照片。进奥斯维辛之前，她是一个穿着小裙子、戴着帽子的金发小女孩，和家人一起住在斯洛伐克首都一栋漂亮的房子里。另一张照片上，她消瘦憔悴，穿着过大的条纹囚服。战争结束后她多次重访奥斯维辛，复制了这张档案照片，上面写着她的名字，还有“10岁，犹太人”。
已移民以色列多年的她谈到了信仰：“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活下来，我想可能是因为上帝。人们问我，怎样在经历过那些之后仍然相信上帝，我说‘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我为世界上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震撼，超越这场屠杀。”
走出奥斯维辛之后，出生在德国的以斯帖·贝加兰诺也曾试图移民。在“二战”结束后那几年，大量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涌向了巴勒斯坦地区。
以斯帖在1945年9月到了巴勒斯坦，但是第一天就大吃一惊：她和其他犹太人再次被铁丝网围在一个营地里。这次围起他们的是在那里委任统治的英国人。不久她进了一家工厂工作，“生活很不好”。
“很多恐怖分子试图袭击犹太工人，他们还袭击过英国官员，想把英国人赶出那片土地。我一再对那些人说，用暴力是不可能得到想要的东西的，只会让事情更坏，英国人肯定不会喜欢那样。那些人听了都非常愤怒，对我说‘希特勒怎么忘了把你毒死’。”
以斯帖很快回到了德国。前些天，她刚在汉堡过了90岁生日，家里装饰着很多束花，看起来简直像个花店。卧室墙上挂着许多年代悠久的物件：她多年前与一个左翼打击乐团一起登台演出的宣传画、罗莎·卢森堡画像，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艺术”挂历。
“我只为我出来了而欢呼”
90岁的爵士吉他手可可·舒曼看起来是个快乐的老头。与其他幸存者一样，关于在奥斯维辛的经历，他并不是第一次对媒体或公众讲。不过他从来不喜欢大家听完后鼓掌。“我是个挺有名的音乐人，我希望人们只为我的演奏鼓掌，而不是因为我曾经在集中营里。”
关于那段经历，他现在也只喜欢讲与音乐有关的部分。
可可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在婚礼之后立刻加入了犹太教。他从小在柏林上犹太学校，经常和一些朋友到酒吧之类的地方演奏，一度在年轻人圈子里小有名气。
进入奥斯维辛后，他被分到劳动营，一个看守主动搭话表示自己曾是他的粉丝，让他每晚都为他们表演，因为“这里所有的吉普赛音乐人都被送到毒气室了”。他多少为此得到了好一点的待遇。
1945年1月他被迁到其他集中营，后来险些被党卫军“处理”，美国军队的到来救了他。他从美国人那里拿到了坐火车去柏林的批文，发现父母也都活下来了。
与父母会面后，他立刻去了旧时常去的酒吧，“还没进去就能听到音乐声”，“美国人到处都是”。他走进去，看见旧日伙伴们在那里演奏，所有人都十分惊喜：“天啊！可可，你还活着？”
他说自己是个思维积极的人。“很多从集中营里出来的人一直没有真正走出来过，尽管他们在外面已经很久了。我也不为自己曾在那里面而抱怨，只为我出来了而欢呼。”
91岁的厄纳·德·弗里斯如今回忆起奥斯维辛时心情也还不太差。
她当年进那里的原因非常特殊：父亲早逝，当身为犹太人的母亲被逮捕后，她反复恳求盖世太保希望能和母亲在一起。不过当时她没想到要去的是传说中可怕的奥斯维辛。
到那里之后，作为“雅利安人的混血儿”，她被转送到外面的军工厂工作。离开前，她与母亲有一场充满温情的告别。母亲后来在那里失去了生命。
“我当时是自愿进奥斯维辛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如果我当时让母亲一个人去了，恐怕就再也不会感到快乐了。”她回忆。如今她住在德国下萨克森州埃姆斯兰县一栋明亮的房子里，有3个儿女，孙辈有6人。
不过一些生活细节经常让她想起奥斯维辛。“比如看到有人扔掉一片面包，我就受不了了。”她说。
再也没有梦到奥斯维辛
走出奥斯维辛后大约十年时间，卡兹米尔茨·阿尔宾经常在梦中回到那里，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囚徒。
他属于最早被关进奥斯维辛的那批人。那是1940年，他17岁，是一个因祖国被德国占领而愤懑的波兰青年。听说法国组织起了反抗纳粹的军队，他和哥哥决定前往投奔。
两人到斯洛伐克时就因偷越国界被逮捕了，还被发现了加入法国抵抗组织的计划。1940年6月14日，兄弟俩和其他726人被塞进一列火车运往奥斯维辛，这辆车装满了年轻的波兰人，都是在去法国的路上被抓住的。
“我分到的编号是118。很多人这些年喜欢展示胳膊上的编号，我不喜欢这样。”多年后，卡兹米尔茨在华沙家中回忆。
在奥斯维辛，每天会分到一点小面包，有时还会被人偷走。曾有偷面包的人被大家抓住痛打，人太多，他根本挤不进去。那几年他在党卫军的厨房工作，一直谨慎地偷食物。
三年后，他经过惊险的历程成功逃了出去，几周后坐火车回到了家乡，加入了家乡的反抗军，后来当了少尉。但是直到奥斯维辛解散后好几年，那三年的生活状态仍然不时在他梦里出现。
50年代中期，卡兹米尔茨·阿尔宾和一个幸存者群体一起重访了奥斯维辛。当时那一带还没有旅店，所以他们晚上就睡在当年睡过的三层床上。“我睡在最上面一层，跟以前的习惯一样。我不想睡在谁下面，因为上铺的人腹泻时，那些东西会流下来。”
那晚半睡半醒之间，他似乎看到了铁丝网，还有灯光。他终于确信再次回到了旧日的奥斯维辛。他大汗淋漓地醒过来。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梦到过奥斯维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