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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母到了望九之年

生活互助

我的父母都是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的退休教师。父亲生于1930年,母亲比他年长1岁。我是父母的长女,1951年生人;底下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分别生于1954年和1968年。

2001年,父母来北京,与在企业就职的弟弟生活在一起。平日里只要我在京,每个周末都去接父母逛公园,时不时一起去听京剧或看展览。那时,父亲腿部的静脉曲张致使皮肤变色,每隔十天半月,我都陪他去小庄医院看大夫。2006年,弟媳带着女儿自西安来京与弟弟团聚。母亲初显抑郁和健忘症状,不能适应家庭环境变化,数次哭求父亲搬离。正巧我居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楼有位熟人迁往他处,我赶紧筹足资金将那套旧房买下。简单装修后,我带队去青海藏区调研,便求助昔日同窗安排父母住进烟台一家老年公寓。

两个月后,老两口儿带着阳光海风留下的健康肤色回京入住新家,与我开启了“一碗热汤距离”的互助式生活。同年,母亲确诊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父亲的腿疾也未见好转。住地附近的二、三级医院皆在两公里之内,父母几乎每周二都步行去看大夫。周六或周日,我陪父母先去公园健走,再到弟弟家聚餐。一时间,家人团聚,其乐融融。

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父母尚属中龄老人,我则渐入低龄老人阶段。双方体力和精力尚好,各自生活独立又互相帮助,可谓上佳的合作状态。

失去平衡

仔细回想,父母在80岁左右的时候,身体机能开始明显下降。为此,他们减少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2012年冬,北京雾霾污染加剧。这对肺部纤维化的母亲和罹患慢性支气管炎的父亲,实属不利。他们有位中学时代的好友姓张,从鞍山移居海口多年,对当地自然环境赞不绝口。2013年春,我与张阿姨取得联系。在她全家的帮助下,我们为父母安排了妥当的住处。鉴于父母不喜接受外人照料,自当年秋末,我们姐妹俩便轮流陪伴他们在海口过冬,弟弟则在春节期间前往探望。那一年,父母的幸福感明显提高。到2014年春,父母还不愿回京。

2015年冬再赴海口,父母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状况发生突发性下滑。第一,失去同龄交往对象。住在100米之外的张阿姨去世,父亲给他们共同的好友打电话报丧,不想对方也已过世一个多月。第二,身体机能江河日下。父亲的静脉曲张引发小腿溃疡、足部肿胀,施用各种方法不见好转。第三,智力愈加退化。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病又添狂躁表现,时不时哭闹一场。

2016年3月12日,妹妹陪父母搭乘飞机回京,二老下不了舷梯。乘务员调用了升降机和轮椅,才把老两口儿运出机场。这一趟旅程不仅使妹妹精疲力竭,也坚定了我另寻照料途径的决心。

相机抉择

3月伊始,我就连篇累牍地向父亲发送关于机构养老的资料和劝说信。他要么不回答,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此时我们住的宿舍楼大修,院里堆满建筑材料,楼道里施工队来来往往,小区外的街道两旁乃至人行道上停满了汽车。不少住户为了躲避施工噪音和种种不便,想方设法寻找临时住所。考虑到父亲的老友高伯伯住在西安一家老年福利中心,我就建议他回京看过大夫后,与母亲一起去高伯伯那里住上几个月。父亲立即抵制,根本不听任何解释,只是高声大喊:“先治腿!”见他自机场归来步履蹒跚、双手颤抖,我不得不改变计划,我向父亲说明自己的判断:他和母亲均不宜再次旅行,只能入住北京及周边的养护机构。父亲同意,视腿疾的治疗方案而定。

3月15日上午10点,是弟弟为父亲约定的就诊时间。我们姐弟仨带上母亲,陪同父亲去望京医院血管外科看大夫。医生根据彩超片子诊断,父亲的腿部未见栓塞,这使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他还叮嘱,患者血液回流不畅,导致腿脚水肿和皮肤溃疡,消除症状的办法是:第一,服用消炎药和利尿剂;第二,涂抹红霉素软膏;第三,覆盖溃疡部位并穿上弹力袜或像士兵那样打绑腿;第四,每日活动腿部一小时,高抬腿休息;第五,绝对不可泡脚。父亲腿脚肿得厉害,弹力袜肯定穿不进去。妹妹和我对望一眼,仅打绑腿一项,我们俩就谁也干不了。

此前,我们姐弟仨就已分头考察过北京的养老机构。我提出的机构选择标准:一是具有可靠的医疗条件,能够提供基本的健康护理服务;二是入住者大多文化素质良好,有助于同龄老人交往;三是交通方便,有利于亲属探视;四是性价比较高,我们的家庭收入能够承受。此外,我们还不得不放弃需要排队入住的机构。3月19日,施工队将在我居住的宿舍楼更换厨房和卫生间的水管。若不能将父母安排妥当,他们在室内磕绊的风险无疑陡增。根据一位同事的建议,我和妹妹于3月16日驱车前往燕郊一家大型养护中心考察。

那里的自理区已满员,仅半自理区有房。一室一卫的标准间,面积36平方米,朝阳的大窗户使得室内明亮宜人。两张卧床均可遥控起降并设有护栏,天花板上嵌有滑轨,用于完全失能老人的挪移。电视、呼叫器、网线接口设置齐全,还有活动餐桌和饮水机。宽敞的卫生间内配有智能马桶。入住者的营养配餐均送入室内,洗头、洗脚、洗澡、洗外衣、洗被单和打扫房间也都由护理员做。每层楼附设一个24小时值班站,就医由护士引领,体检也无须家属操心,轮椅或病床可直接推入大约200米远的三甲医院。楼下院内设有门诊部、超市、阅览室、健身馆等服务场所,院内面积和平整的散步道远非一般居住小区可比。这家养护中心的费用,低于北京同等条件机构的费用。从我的住地驾车前往,无堵车情况下单程大约一小时。我和妹妹都觉得此地可心,当即为父母填写了入住信息表。3月18日,我们姐弟仨就把父母送入养护中心。

心灵风暴

安排父母入住燕郊的養护中心,并非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其中充满了多种因素的权衡和家庭社会伦理的冲突:

第一,母亲从来视去养老院为畏途,乍一听我和妹妹的建议就大哭起来:“我生了你们,为你们做这做那,你们却不要我了!”还是父亲一番劝说,才阻止了母亲继续把我们推向道德泥坑。

第二,父亲对养老机构的心理价位底线,就是他和母亲每月各4000元的退休金。就医疗照料经费而言,他们俩每人每月领取60元门诊费,只有大病住院,才可报销部分费用。因此,父亲频频强调量入为出,不愿购买专业照料服务。3月17日,我陪父亲去银行查看他们的账户:活期存款大致足以缴纳养护中心的押金,固定存款共计40多万元。我便劝他:“如果养护中心不涨价,你们俩每年除了养老金,大约需补10万元。4年后您和妈都过了90岁,我们姐弟仨分摊资金缺口,我担大头,可以吗?”父亲苦笑:“那时我的生命也该走到尽头了!”

第三,脱离家庭带来的孤独感。入住养护中心那天,父母在弟弟跟前哭了一场。我到家就给父亲发短信,请求他和母亲观察邻居的生活状态,安心享受专业照料服务。对此,课题组有位同事评论:“总有割舍不了的感情,人生自古伤别离。”父亲也短信回复:“慢慢适应吧。我哭是因为你们要走了,心里感到一阵凄凉。”

次日上午,父亲即发来微信:“这里服务相当好,昨天、今天已换药两次,很专业。”7天观察期结束,一个好友陪我去养护中心签约。我们一出电梯,就见几个老人坐在值班台前的沙发上聊天。从居室名签上得知,这一楼层年龄最小的78岁,最年长的95岁。与父母聊天时,恰逢医疗团队查房和大夫率领护士给父亲换药。大夫打的绑腿自然紧实,老父的伤口不再淌水。父亲介绍,他们俩只要走出这座大楼,就有护理员跟随。出门前登记,外出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他和母亲对这里的食宿和服务非常满意。

护理部给我看了父母的医学观察记录和3月23日的体检结果,以及据此所做的健康评估报告。父亲因腿疾、脑内多发梗死灶、心脏一度房室传导阻滞及右束支阻滞,评级为半自理。母亲则由于双侧侧脑室周围和基底节区多发梗死、老年性脑改变和心房颤动,评级为全护理。这样,母亲的住宿和护理价格定为每月6800元,父亲的费用定为每月4000元。养护中心给予我们5%的价格优惠。每月应缴费用为10260元,每年为123120元。父亲的医疗押金为3万元,母亲的提高到5万元。餐费另计,每人每月1200元,需办卡充值。食宿和护理的总费用为每年151920元,平均每人每月6330元。总费用虽不低,但于我而言性价比足够高。

3月27日,我的姨表妹和她丈夫一起去养护中心探视。父亲发来微信,称“相谈甚欢”。表妹传送了几张照片,父母的学生从微信上看到他们俩开心的笑容,赞道:“夕阳里的灿爛,灿烂中的夕阳。”我的亲友同事翻看医生护士为老父换药打绑腿的照片后,同样竖起大拇指。至此,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