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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有性别的太阳

我的少年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我父亲是右派,我外公是地主。两顶“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得全家人都直不起腰,全家人受尽屈辱和伤害。

我上学的记忆就是从被污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我们在教室里自习。雪花从窗外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回来的老师撞见。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要干什么。我说雪飘进了我脖子,我想关窗户。老师问我是不是冷了,我说是的。

老师说:“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这就是那个时代!老师都如此,更何况少不更事的同学。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辱、挨欺负。

从小学到初中,我喊过老师的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家浜》里的沙奶奶。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他高个子,篮球打得很好,上课不用教鞭(全校唯有他)。

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位老师,似乎是少了些。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竹条抽打我,粗暴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蒋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人请回家,将我现场带走。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或去祠堂里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

假的真不了。班主任王老师看我一天没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便真相大白。所以,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

小学五年半,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逃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反反复复中我一再尝到被欺辱的苦头,也一再品到被宠爱的甜头。

蒋老师、王老师,一男一女、一高一矮,像一对天使,构成一个完美世界,存放在我心灵的最深处、最暖处。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诗——

我心里有阳光

来自两个有性别的太阳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很拙劣,但很真实,这是少年的我最真切的记忆和感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两个“太阳”的爱,我在少年时代、青年时代,甚至现在,会缺失多少崇高、美好的情感和力量。一个人心里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崇高和美好的情感,即使成了才,当了王,也将是狰狞可怖的——因为他不会向世界表达崇高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