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我父亲是右派，我外公是地主。两顶“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得全家人都直不起腰，全家人受尽屈辱和伤害。
我上学的记忆就是从被污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我们在教室里自习。雪花从窗外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回来的老师撞见。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要干什么。我说雪飘进了我脖子，我想关窗户。老师问我是不是冷了，我说是的。
老师说：“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这就是那个时代！老师都如此，更何况少不更事的同学。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辱、挨欺负。
从小学到初中，我喊过老师的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家浜》里的沙奶奶。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他高个子，篮球打得很好，上课不用教鞭（全校唯有他）。
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位老师，似乎是少了些。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竹条抽打我，粗暴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蒋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人请回家，将我现场带走。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或去祠堂里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
假的真不了。班主任王老师看我一天没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便真相大白。所以，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
小学五年半，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逃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反反复复中我一再尝到被欺辱的苦头，也一再品到被宠爱的甜头。
蒋老师、王老师，一男一女、一高一矮，像一对天使，构成一个完美世界，存放在我心灵的最深处、最暖处。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诗——
我心里有阳光
来自两个有性别的太阳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很拙劣，但很真实，这是少年的我最真切的记忆和感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两个“太阳”的爱，我在少年时代、青年时代，甚至现在，会缺失多少崇高、美好的情感和力量。一个人心里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崇高和美好的情感，即使成了才，当了王，也将是狰狞可怖的——因为他不会向世界表达崇高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