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炎热后，一阵细雨带来微凉的夜。迟迟未入睡，竟是和人讨论富士康的12跳，以及小道消息传来的13跳。多数人无法接受高达36万元的抚恤金成为诱发跳楼自杀潮的“激励”因素，也有人认为这是对家庭的爱和自我的肯定。活着需要目标吗？死需要目的吗？这样的夜，思考功利之于中国人的生命价值，似乎是道哲学题。
而当逃离这样的漩涡中心，去阅读被称为“洋雷锋”和“现代版白求恩”的德国人卢安克的故事，又是另一番滋味。这个在乡村志愿执教十余载的老外，在《面对面》的访问中，被柴静问道：“你不喝酒，不赌博，不恋爱，不吃肉，那你为什么生活？”他答道：“有更大的乐趣，不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
我们制造着高楼林立、车堵人忙的繁荣表象，却从未逃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原始宿命。一个德国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留守儿童联系在一起，十余载分文未取，翻译书籍的收入亦捐给慈善机构，在乡村吃着红薯叶，穿着破旧的衣裳，甚至因车祸脊柱受损，但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乐趣”；而另一边，年轻人把老人和孩子留在农村，背井离乡，打工赚钱，不堪每天十几小时的高负荷工作，选择纵身一跃告别生活的折磨，“乐趣”对他们而言，完全是一种奢谈。
我想，我们正身陷价值危机的时代，以致失去了没有目的的幸福感。为什么生活？被简化成了生存利益。而几乎所有人，被赶到了这条沉重的大船上，或者挤上去。插播一件有意思的事，最近我经常和85后混，某天夜里，一个坚持理想主义爱情的小女孩，忽然感慨，她的表姐明天要提车了，是辆奔驰，这位表姐混迹北京工体一带的酒吧，钓到了一个富二代。表姐教育还在守着收入微薄的男朋友、只要单纯的爱情和幸福的她说：“多为自己和孩子的未来着想没有错。”小女孩纠结了起来：要是两年后，男朋友还在为没有钱而不肯结婚，我也去钓个富二代。
没有目的，便是这样被有目的地打败。没有目的分文不取的卢安克，初到农村时，曾被怀疑成特务，怀疑成拐卖儿童的老外；当他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取得了村民和孩子的信任和爱戴时，却又在接受媒体采访后，被某些人怀疑为“恋童癖”，甚至一些为了心里的玫瑰的女粉丝去农村找他，想嫁给他，也被称为动机不纯，想上床。而最后，没有目的的卢安克选择了关闭博客，沉默不语。
我们被迫有目的，被目的奴役，并且打击没有目的的人，仿佛被“没有目的”伤害了自尊。这是一种畸形的自我保护，还是心之牢狱里的惺惺相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