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在谈到“焦点访谈”这一档节目常常有些带刺而引起人们关注的意义时，曾经这样说：它可以让我们和社会保持一种“痛感”。
我非常赞成她的这一观点，所谓“痛感”，其实就是对存在于我们身边的那些违法的、肮脏的、龌龊的、卑鄙的事物，我们自身首先要有一种被刺痛的感觉，进而才能够谈得上批判它们，乃至改变它们。“痛感”，显示着对社会一切丑恶和不公正的态度和立场，是起码良知的一道敏感的神经，是进行行动富有感情的前奏。
我想，敬一丹之所以特别指出“痛感”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目前已经越来越显示出麻木的一面。在整个社会道德失衡、操守更易、信仰坍塌的情况下，对于那些丑恶和不公正的事物，我们或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或袖手旁观，或赶紧逃之夭夭，或唯恐躲之不及，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对“痛感”越来越反应得那么迟钝，那么隔膜，起码不那么明显，正如俗话说的那样，叫做“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
孔子所言的“仁者人也，亲亲为大”，那种世人世事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亲密感觉，自然就难以找到了。古人所说的“守正为心，疾恶不惧”，那种面对丑恶和不公正的凛然正气，自然也就难以找到。当然，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碧血精神，就更是少见了。
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在我们的社会肌体中，“痛感”的肌肤正在普遍老化和麻木，“痛感”的神经确实越来越冷漠与缺失，与此同时，我们以及我们所处的社会却越来越崇尚、风靡着“性感”，仿佛有意在和“痛感”进行着对称式的对比与抗衡，这真是老天对我们有意的嘲讽。当然，“性感”并没有什么不好，对“性感”的赞赏与追求，也是世界对美的精神的一种体现与创造，是人自身对美的能量的一种释放和绽放。让我们痛心的，是我们对“性感”无尽的泛滥，“性感”无节制地蔓延和异化，很容易与我们传统中所崇尚的性情相隔十万八千里，而与色情只有一步之遥，迅速抵达性“快感”的港湾，去尽情地在情色中自娱自乐。而前些日子泛滥的香港艺人的“艳照”，应该是这种所谓性感疯狂泛滥的极致。
如今的“性感”，可比“痛感”学着方便，普及得神速，水银泻地一般，侵占了“痛感”的地盘，便自然是很正常的事情了。如果说“痛感”是一种精神，“性感”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以自我为中心、感官享受至上的一种物质，成为小资们的服饰内衣与调情的变奏和前戏、中产阶级的一道开胃酒和饭后甜点。甚至从“性感”路线走到“美女经济”，更是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
当我们看到将原本美好的“性感”，演变为如此不堪入目的商业行为，仿佛那本来一个好端端的良家妇女变成了烟花女子一样无可奈何，我们还能够再说什么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痛感”的丧失，也就会见多不怪了。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价值系统就是这样被颠覆着，在“痛感”和“性感”的天平两端，我们就是这样如同在儿童乐园里坐滑梯一般，无师自通、轻而易举地滑向了“性感”一端。
不过，我总不由自主地想起17世纪伟大的思想家斯宾诺莎，因为宣传无神论，先是面对教会的重金收买，后是遭到教会的无耻暗杀，一柄飞刀冲他而去，他切身切肤地感到了“痛感”，才让他哪怕是背井离乡，哪怕是以打磨光学镜片谋生艰难度日，虽然仅仅活了45岁，也不放弃他对黑暗教会的批判，将他思想的光芒一直照耀到了今天。
我也想起宫廷画家马蒂斯，这位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画家，在勃兰登堡为宫廷为教皇画着粉饰太平的金碧辉煌的壁画，可以一辈子拿着俸禄和奖金，过着一种那时和现在许多艺术家所向往的生活。仅仅因为有一天一对受伤的农民父女意外地闯进他的画室，他们的贫穷，他们的正义，他们来自底层的呼喊和血淋淋的伤口，深深地刺激了马蒂斯，激活了他一腔沸腾的血液，让他涌出触目惊心的“痛感”。正是这种“痛感”的驱使，让他毅然决然地走出他为人附庸的画室，离开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跟随这一对父女加入到农民起义的队伍之中。
想起斯宾诺莎和马蒂斯，我们应该羞愧，因为我们的“痛感”已经日渐被“性感”所替代，我们的正义日渐被灯红酒绿所淹没，我们的一腔热血日渐被商业的功利所吞噬。我们的皮肤可以涂抹上好的润肤霜和滋润液，但已经无可奈何地粗糙老化锈蚀迟钝，缺少了敏感的触觉。
18世纪的哲学家休谟曾经将心灵和情绪做过这样的对比：“心灵并不如管乐似的，在依次吹出各个音调时，吹气一停，响声就停顿了；心灵倒像一具弦乐器，在每次弹过之后，弦的振动仍然保留着某种声音。”如果我们借用这个比喻，将“痛感”和“性感”做同样的对比的话，可以这样说：“痛感”并不如管乐，吹气一停，响声就停顿了；“痛感”更应该像一具弦乐器，在每次弹过之后，弦的振动仍然保留着声音，并将声音一直保留在自己的心中，让我们随着这样的声音的刺激，警醒地抬起头，正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并不只有“性感”才和自己发生着关系，那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和我们命运与共，休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