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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失败与艰辛

我的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的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都只是无奈地笑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长达5年的时间,我都曾经处于这种状态。无论从事业上还是心态上,都是如此。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当时,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他们的出镜记者,但我觉得,这和我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文化行业,这和IT、商业、金融以及工业都完全不同。我去美国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一定会回来的。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丈夫吴征说,你在美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但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说,我跟你回去。那时候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这四个字,我觉得这几个字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适。他好像放弃了什么,可我并不需要放弃什么。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去了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王光美。无论从节目还是人生层面,她都是一个对我有极大震撼的女人。通过做她这期节目,我真正确立了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希望以采访人物的方式来记录历史。我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是对历史的爱好是从中学就开始的。我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很早就看过尼克松写的《领导者》,也看过法拉奇的《世界风云人物访谈录》。高考的时候,我曾经最想报的就是历史系,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对我的职业理想产生影响。

我有文化理想,我觉得中国需要有一个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平台。我想到了,就去做了。2000年,我做了阳光卫视,以制作和播出纪录片为主的电视节目。

吴征一开始就是鼓励我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个转型极其困难。而让我摔了个大跟头的,正是阳光卫视。现在看来,我的文化理想的冲动,远远大于我的商业和企业管理的知识水平、认知水平。我在阳光卫视创建的最初,就没做好商业判断上的准备。一开始我就按照整个电视台的建制,在香港做了很大的、耗资数千万的电视制作中心,有大量的原创节目,每年几百个小时。其实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这就说明我在商业上的幼稚。我还记得,当我兴致勃勃地让吴征去参观我刚刚建好的制作中心的时候,他吓了一大跳,当时他就跟我说,我没想到你们拉了这么大一个摊子,是要出事的。

前后有5年的时间吧,我很累。现在看来,一开始这个公司其实从资本运作上也存在问题。那几年,我哭过很多次,吴征他是知道我的,我有这份文化理想,最后说服我放弃的还是吴征。他说,文化理想可以有很多种实现方式,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你的商业模型又出了问题,出于投资人利益考虑,你也应该学会放弃。我一开始不愿意面对和承认,前后有3年,反反复复。我也跟他吵过架,埋怨他做出了错误的商业决策。

有一次,在上海的家里,他很严肃地跟我谈这个事情。他说,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你现在必须要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你要考虑这个问题,你退出就是对这个事业、投资者和现有平台的一个最好的、负责任的方式。

他这些话对我是很大的刺激,让我觉得,我得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自己。我终于作了决定,2003年夏天,我把阳光卫视卖掉了。

我现在感到很庆幸,做阳光卫视的时候我才30岁,算是很年轻。在输得起的时候输一次也没什么,30岁失败总比50岁失败来得好点儿吧。但是当时,这件事情让我有极大的挫败感,甚至接下来的两三年都没缓过劲来。我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不停地工作,我发现,工作是带给我平复的最好的办法。我继续做《杨澜访谈录》,2006年开始做《天下女人》,后来,又有了天女网、澜珠宝和其他业务。

去年,我做了《杨澜访谈录》的10周年庆典。10年前的杨澜还比较顺利,就是个乖乖女。如果见到那时候的杨澜,我会问她,是不是敢做一些挑战性的,甚至叛逆的事情。事实证明,这个叛逆性的事情,杨澜后来果然做了,并且是对整个电视行业现行体制和运营方式的某种叛逆。

这10年的经历让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前几天,我带我的孩子去美术馆,那儿陈列了很多民间工艺品。其中有一种就是民间做馒头的那个范子,上面印个小鱼,印个小鸡,然后把它盖在馒头上面,馒头上就会有这个印子。所谓模范,其实一个模字一个范字,我觉得,我杨澜特别不需要去做这种东西。

这些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各有各的精彩,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来,我就做我自己。我的喜好,我的为人,骨子里的东西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的节目我自己说了算,我没必要按别人的需求来塑造我自己。当然,我这些年也多了一些世故,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也多了一些见识,看到过很多场面,也更淡定;但是归根到底,你要是能够做自己,那么所有这些失败的经验都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