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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园子

二十多年过去了,邱娅回想起儿子秋实被确诊为自闭症之前的那几年,感觉已经遥远得像一个梦:是的,他们是那么疲劳而迷茫;是的,他们是那样担心秋实是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的,他们不惜一切地想要让秋实成为一个“规范的孩子”——好在,他们还能随时听到秋实的歌声。

不论到了什么地方,一听到音乐声,邱娅总能想起年幼的秋实鼓着小脸唱歌的样子。不管是多难的歌,秋实听一听就会了,张开嘴就能唱出来,吐字清楚、声音洪亮。

“他很乖,很会唱歌,不像个有问题的孩子啊。”她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自闭症”这三个字的时候,她难以置信地去问医生。

医生说:“这个问题是一种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现在没什么办法医治,也不能吃药。”那是1994年,秋实7岁,刚刚上小学,邱娅带着他从华西医院走出来,马路上人声鼎沸。

邱娅知道,从那一天起,秋实不再是小神童或者小歌星了——他确凿无误地成了一个特殊的孩子,而她自己必须成为一个更不一般的母亲。

那一年,秋实才上小学,这本来草木风华的世界对他而言却变得格外狰狞。老师们说:“这个孩子你们送到别的地方去吧,留在这拖后腿,全班的平均成绩都要降一降,我们怎么交差啊?”其他的孩子更是把他当成了受气包,下课了或放学以后,蜂拥跟在他后面,笑他、骂他,甚至扔东西打他。

邱娅把苦水往肚子里咽。“不能把秋实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去,把他送到那去,跟养个小动物有什么区别?他是人,虽然特殊一点,却是一个普通的人。”她坚信这一点。

她和丈夫到学校去,一次次跟老师沟通,解释秋实的情况,并做出各种保证。终于,秋实留在了普通的小学里,和其他普通的孩子一起学习。

那一年,为了给秋实治病,邱娅请了一个音乐老师来教他弹琴。他们惊喜地发现,秋实坐到钢琴前面,抬起手来,就像回到了童年。他随着音乐,跟着节奏,移动着双手,像天才一般。

“这孩子弹琴太有天分了!”音乐老师赞叹道。长期以来,在他们的生活里,终于闪现出一点亮光。

“不管怎样,都要让秋实好好学琴。”邱娅做了决定。

就这样,秋实过上了双重的生活:在学校里,他是个孤独迟钝的学生,坐在课堂上,站在操场边,像个永远无法融入集体的局外人;在家,坐到钢琴前面,他成了一个神采飞扬的宠儿,他欢笑着,弹奏着,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当然了,不管在哪里,都有母亲为他护航。学校的功课母亲和他一起学,一遍遍,一次次,翻过来倒过去地教他——他往往只能硬记下来,换一个说法,又不会了。但是没关系,母亲说我们再来,总是可以学会的。在音乐的世界里,他也有跌跌撞撞的时候。那些写在书上、记在纸上的乐理知识真像天书一样,于是邱娅自己先看、先理解,嚼烂了、理顺了,再一点点“喂”给秋实。

这样的日子说起来似乎艰难,但每次邱娅回想起来总要忍不住露出微笑:因为他们相依相伴,他们既是母子,又是师生,更是战友。秋实从小学一点点读下来,竟然读到了毕业;弹琴就进步得更快了,学了4年,就考到了钢琴九级。

2001年,秋实小学毕业,邱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着他去四川省音乐学校考钢琴专业。秋实坐在教室里,弹了一首贝多芬的曲子——学校的老师又惊又喜,反过来责怪邱娅:“这么优秀的孩子,你们家长怎么还说他有问题呢?这孩子太好了!我们一定要!”

邱娅笑着不说话,她心里既欣慰,又苦涩。14岁的秋实,长得高大结实,弹起钢琴来浑身就像在发光。只有邱娅才知道,秋实其实还是一个孩子,并且永远都会是一个孩子。

但是秋实必须走出去,不能成为一个被关在家里的人。邱娅太清楚这一点了。外面的世界就像个错综复杂的迷宫,有太多的陷阱,邱娅只能走在前面,一步步、一寸寸,前思后想,都替秋实考虑好。

比如怎么坐公共汽车:千万不能左看右看,也不能随便盯着人家看,更不能有不好的肢体动作,怎么开门,怎么坐,怎么让别人过路——这些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却成了秋实必须攻克的难题。甚至包括上公共卫生间这样的事情,邱娅都要一遍遍仔仔细细地提醒儿子,有时候甚至严厉到不近情理。

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秋实也就是十几岁,有一天跟她出去逛街,中途想上厕所。母子俩走了好久才找到一个公厕,秋实也是着急了,看也不看就一头冲进去,结果走错了厕所。卫生间里的几个女人一阵尖叫,秋实也被吓得退了出来,她自己更是脑子里嗡地一下,走上前去,狠狠地打了儿子一个耳光。那巴掌打得秋实整个人都晃了晃,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路边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吃惊地看着他们。

邱娅知道其他人不可能理解,但她必须这么做。她必须用尽全力去打秋实这一巴掌,他只有痛,才能记住,才能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么多年来,邱娅已经习惯了充当着他的眼睛、适应着他的世界,思考着常人不会思考的问题。

从小到大,秋实都是被欺负的对象,到了艺校中专班变本加厉。

班上有个特别调皮的女生,被叫作“大姐大”。有一天,“大姐大”伙同班上的一群人把秋实按在地上,拿着剪刀把秋实的头发“嚓嚓嚓”剪得乱七八糟。

班主任又气又怒,打电话把邱娅叫到了学校,不住地道歉,并把“大姐大”带到她面前,让她随便处置。吴秋实和母亲邱娅在家中合练一曲

当时,秋实也在办公室里。邱娅永远都无法忘记他那时的样子:他站在角落里,低着头,头皮上青一坨、白一坨,像“文革”时候的阴阳头。她只觉得自己的嘴唇在颤抖,老师在旁边说:“你看你看……太对不起了,你说要怎么办吧!这个学生,停课、处分、开除,都没问题!”

“大姐大”吓坏了,脸上全是眼泪,一句话都不敢说。就在这个时候,邱娅听到儿子说:“算了吧,她也不是故意的……”满屋子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秋实把头抬起来,脸上却是笑眯眯的,他慢慢地说:“没事,不要罚她,她又不是故意的。”

那一天,邱娅不但原谅了那个剪掉儿子头发的女生,她还发现了秋实在她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涅槃重生:他笑着,变得那么豁达。那一瞬间,她真的感觉到了秋实这孩子的“特殊”,他的确是个不一般的孩子,他的心里有太多我们无法理解的地方。

多少年来,邱娅忍着、看着、思考着、照顾着、教育着,一次次一遍遍,只希望秋实能学会坚强、容忍,在这个世界上过尽量普通的生活。

虽然在读书上学的路上磕磕绊绊,但在音乐的世界里,秋实却受到了上天的宠爱。秋实的琴声感动了同学和老师,也感动了很多其他的人。他去参加比赛,全国少年儿童艺术节、中日韩国际少儿艺术展示大赛、全国首届特殊艺术大赛……获奖无数。

秋实的名声随着他的音乐传了出去:他不但琴技卓越,并且还是一位患有自闭症的少年。全国上下各路媒体蜂拥而至,采访、表演、录节目,让母子俩应接不暇。

那些被他们的故事感动的人,被秋实的琴声打动的人,纷纷打来电话或登门拜访,希望能帮助这一家人。西南民族大学破格录取了秋实作为进修生。更有演艺公司的人表示,愿意包装秋实,请他去演出,帮他出名,甚至赚大钱。

邱娅不为所动。她想得很清楚:别人可以被你的故事感动一次、两次,但第三次呢?在电视上,她看到过太多身患残疾又有天分的孩子,每一次,人们都给予他们掌声、热泪,甚至捐款,但之后再无下文,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用“自闭症钢琴家”的故事来包装秋实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我们不愿意去赚取别人的同情。”她平静地说。

秋实很争气。在民大读书的同时,就争取到了加拿大多伦多音乐学院的奖学金。一位热情的老师联系了邱娅,请她一定考虑带秋实去加拿大念音乐专业。“所有费用全免,而且,国外这边艺术氛围更浓,还有专门针对自闭症患者的治疗机构。”这位老师在电话里说。这一次,邱娅真的动心了。她认认真真想了十几天,并且和家人、朋友、领导商量,让她更加感动的是,所有的人都支持她,并且热心地给她提供各种帮助:帮她筹集路费,给她找到了一个加拿大的工作机会,单位允许她办理停薪留职。

邱娅的心跳了起来。只要她愿意和秋实去加拿大,陪他学音乐,陪他演出,照料他,支持他,或许,秋实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音乐家……

邱娅想了很多遍,终于还是对大洋彼岸的老师说了“不”。在海的那边,或许秋实真的可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得到更多的演出机会,真的会出名,赚到很多钱。但这些,最终会消耗掉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得他本来就薄弱的生活能力更加无法得到提高——随着年龄的增长,病症会不断加剧,而他或许真的会成为一个废人,那时,名气有什么用?钱又有什么用?“我更愿意秋实成为一个普通人,靠自己的劳动,过着普通的生活,快乐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她顿了顿,“知足者常乐。”

现在,一周有三天,秋实都在华阳的一所幼儿园工作。每一天,小朋友们都是在音乐声中开始一天的生活,而秋实,就是这些孩子的音乐老师;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乐队,每周固定地和乐队一起排练、演出;他还是海星合唱团的一名钢琴师……秋实的生活忙碌而充实。

而邱娅除了本职工作之外,还参与到自闭症协会的公益事业中。为了让更多自闭症患者的家庭见到曙光,她组织活动、举办家长培训和讲座。除了儿子秋实,她心里还记挂着别的自闭症患者及其家庭,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家庭都有各自的情况和困难,他们今后应该怎么办?

“我们秋实真是很幸运,”邱娅感慨,“走到现在这样,真是不容易,我们一家人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和关心。我常常对秋实说,要记得人家对我们的好,要感恩,要尽量地去回报这些人,回报社会。”

二十几年里,邱娅一家人悲痛过、犹豫过,甚至绝望过,但是一点点、一天天地,秋实在母亲的园子里终于成长为一棵大树。他伸展着枝丫,绿意蓬勃,终于也可以把自己得到的温暖、关怀,还有爱,奉献给那些更小的、更需要关心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