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钓鱼文化”这个词。
我觉得“钓鱼”是一门非常深厚的学问，这门学问包括钓鱼本身的种种技术问题，也包括钓鱼之外的种种哲学玄思。自古以来，垂钓者，不外乎两种类型：一是，为食鱼而钓；二是，其意不在鱼，在于钓之外也。
为食鱼而钓者，自是最地道的钓法。想吃鱼，就去钓，非常简单。上钩者多，则高兴；反之则不悦。这一类型的人犹如流水之上的落叶，随流而漂，不知所止。翻遍史书，找不出一个“为食鱼而钓”之名人；其意不在鱼者，历史上倒是不乏记载的。凡是有点失意的名人，不是进入深山老林遁隐了，就是到江边运河钓鱼了。似乎钓鱼的人比入山的人要多。稍微扳一扳指头，就能数出许多人来：姜太公、严子陵、范蠡等等。如果有耐心的话，可以从史书里找出许多资料，写出一部厚厚的钓鱼史来。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人去钓鱼。又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钓鱼成为各大“热”中的一“热”。许多地方还成立了“钓鱼协会”，我不是“钓协”会员，爱钓鱼，却不发烧。钓时，将鱼竿垂在水塘里，任鱼儿吃饵子，不去管它。想到时，去提一提鱼竿；想不到时，闲坐塘边听风观景，逍遥自得。每每回家时，别人的水桶里满满一桶鱼，而我的水桶里往往是空的时候多。别人总会同情我，从自己的水桶里捞几条鱼放进我的水桶里。其实，现今的大多数人之所以喜爱钓鱼，倒并非爱吃鱼。要吃鱼，去菜场买几条就是了，何必辛辛苦苦去钓呢！只是喜欢钓鱼本身这种形式：休闲、养生、保健，还有时髦。
有一次，在新昌的沃洲湖边，就是李白笔下的天姥山脚的沃洲湖边，那是一个神仙去所。湖水深蓝，鱼儿不时地从水里快活地跳跃出来。那时是傍晚，在湖边刚吃过野炊，金黄色的月亮静静地挂在天上，映在湖中，那情景极为诱人。李白就是在这样诱人的情景之中下水捉月而仙逝的。我们在月色中坐上了小船，在湖心任意荡漾着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垂钓佳机到了！虽说，此时没有钓鱼竿，但这又有何妨！无竿而钓，方为真钓！我躺在椅子上，在柔和的月色沐浴之下，微闭着眼睛，开始了我的“心钓”之旅：恍惚间，我成了一个千古高士了，坐在高高的钓台上，没有鱼竿，却将无形的钓钩垂向了湖心。湖心里没有鱼，高士也不知道湖心里有没有鱼，他只知道他在钓着。钓一世之清名？钓万古之霸业？钓庙堂之高？钓山林之幽？抑或什么也不钓，只图眼前这一钓着的形式：空灵而超然。思想逸出尘外，不知身在何处。那种感觉之美妙，真是无从言说！打那之后，我不爱持鱼竿去钓鱼了，只爱坐在古人的诗词边“心钓”。钓者非鱼，味道却比鱼好得多。
“心钓”之余，终于悟出古代文人为什么爱临水了。文人临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人就专门写了一本书，把文人那种“临水而其意不在水”的形神非常贴切形象地写了出来。文人临水，看水？看鱼？钓水中的鱼？是，也不是。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用意。圣人观水，有圣人之见；君子观水，有君子之见；凡人观水，则有凡人之见。
姜太公临水（渭水），直钩垂钓，“钓”的是机会与机缘，“钓”的是明君识其人用其才，为国谋福利；庄子临水（濮水）持竿垂钓，楚威王派使者去请他出山，他用楚国“神龟”的故事，把两位使者赶走。姜太公钓于渭水，渭水在陕西；庄子钓于濮水，濮水在山东。这一东一西，正好代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积极的、入世的；一种是避世的、脱俗的。追随姜太公的人大有人在；追随庄子的人更多，如唐天宝年间的进士岑参作过一首《观钓翁》诗：
竿头钓丝长丈余，鼓苏乘流无定居。
世人哪得解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
“取适”，求取适意，无非图一个“心安”而已，不想做违心的事。
这种意境被唐代的韩政尧诠释得更为淋漓尽致，他在诗里说：
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
渔翁醉著无人唤，过年醒来雪满船。
多美啊！静寂的冬日，渔翁边钓边喝着酒，此时，风也悄悄，水也悄悄，人鸟绝迹。飞雪漫天，涂白了原野。酒醉醒来,睁眼处,银装素裹,天地晶明。渔翁的心如同这雪天一般白澈透明,毫无滞碍,洞明一切,这可以说是历代“渔翁”的最高境界了。
除上面的两种垂钓态度之外,还有一种态度,乃是清高的、孤傲的。既不钓王与侯,亦不钓“闲适”,钓的是一腔的愤慨与抗议！这一类人大多是在仕途上碰了墙壁,要他出世又做不到,让他入世已不能够,一颗心就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摇晃。像“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位“渔翁”钓的就是“不平”与“愤慨”,这种不平与愤慨是无声的、固执的、坚决的,但却充满了落寞与无奈。
古人已逝,种种的垂钓故事都已如风远去。前人钓得的一切物事,均化作了云烟。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已是羚羊挂角,不着一丝丝痕迹。渐渐地,我悟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万种鱼饵,千古一钓”后,而我,仍爱在古人的诗词边“心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