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许久以前的港片叫《新难兄难弟》，片中梁朝伟饰演的儿子非常瞧不起梁家辉饰演的那个成日把“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挂在嘴上的父亲。待儿子穿梭时空跑到父亲年轻的时代，才以平辈的视角，慢慢体会到这个从年轻时一路被人背叛、欺骗，却仍能不改对人信任的父亲，是多么珍贵、可爱和伟大。
我的父亲过世已4年，事实上在他过世前3年，即因小脑中风而瘫倒卧床不起，我可怜的母亲给他擦澡、喂食、念故事。而在中风之前的几年，他即因阿尔茨海默症（我们在他轰然倒下后，才从医院脑断层扫描底片中得知他的大脑早已萎缩至原来的三分之一大小）变得邋遢、唠叨，像小孩般没安全感，与现实脱节。
所以，可以这么说，在我父亲生命最后10年的时光，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和我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种种回忆中那个高大的、散发着耀眼光芒的父亲形象，差距甚大。
那时我经济拮据，却心怀写出伟大小说之远志，结婚、生子，生活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对于突然衰老且向我依偎过来的父亲，非常不适应。印象里他每天会打电话和我讲一两个小时我从小听过至少上百遍的，类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样的陈年往事。有一次，我被现实世界的繁琐、伤害、压力弄得疲惫不已，索性残忍地任录音机转着，不拿起电话。他竟然就那样自言自语，对着沙沙沙转动着的机器，说了一个小时的话。
有一次他告诉我，那天他到永和中兴街的邮局领包裹，不知怎么就滑了一跤。人潮往来的邮局竟没有人来拉他一把，而他像腹部朝天的金龟子一样躺在地板上挣扎半天，始终爬不起来。这件事对他的打击似乎甚大。另一次是他去参加一位学生的书画展，学生们起哄说骆老师是大书法家，就着现场长桌上有笔墨宣纸，请他写一副对联。父亲是个爱热闹的人，虽也推托了几句“确实久未拿笔”，终究还是开心地卷袖悬腕挥毫起来。结果竟然有一个字忘了怎么写（我不知阿尔茨海默症初期患者的脑中是怎样一个光景），他拿着笔尴尬地愣站在那儿，似乎还用毛笔将写错的那个字涂改了几笔。而那几个从前他极疼爱的学生，也无人出来打圆场，任他将那出丑的沮丧延伸着带回家，且之后这群学生便不太和他联络了。
那是他独自一人面对的，充满屈辱、衰弱和孤寂的两幅超现实画面。
从小到大，父亲最爱对我们说的桥段，便是他父亲即我祖父如何在南京长江上的江心洲上卖猪肉。过年时穷人家买不起肉，来央求他：“骆大爷，新年到了，孩子嘴馋，想赊点猪肉包元宝。”我祖父二话不说：“多少？三斤哪够？五斤。”肉案上手起刀落。我父亲说，那些未因赊肉而受到屈辱的穷乡亲，真正是哭得眼泪汪汪。父亲14岁那年，我的祖父过世，一穷二白什么也没留给孤儿寡母。我父亲跟着他大哥披麻戴孝拿着一大本陈年账簿，在整个江心洲一家家收账，人们说：“骆大爷一生仁义，我们不能对不起他。”如此收到的银两，竟买了好大一片田地。
我父亲曾因路见一个流氓当街殴打一个老人，出言劝阻，而屁股上被捅了一扁钻；亦曾因执教的学校校长贪污了清寒奖学金，他在校务会议上抨击校长而被解聘，失业一年。记忆中，我们小时候每年除夕夜，家里总会出现一些口音陌生的大哥哥大姐姐，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父亲学校的泰缅马印侨生。父亲过世后，母亲有一次笑着回忆，她嫁给我父亲的前几年，好几次去标会和银行贷款，只为了帮他那些当初一道来台的光棍哥们儿，结婚、救急、买屋，乃至不知原因与用途的借贷……
这样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样不屈服于生命本身的平庸琐碎，而将自我朝人性较高贵的方向上努力，一生不让自己变得自私、阴暗的敞亮形象，在父亲去世多年后，我年岁愈长、愈体会为人处世之难时，让我感到温暖，且百感交集。
（原乡摘自《新闻晨报》，马冬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