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活活泼泼的好人，及堂堂正正的好中国人，话虽简单，做来却不容易，必有师友多年之切磋砥砺与社会风俗之熏陶，才可以慢慢地培养而成。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是孔子的明训。行为尊孔、孟，思想服老、庄，这是我个人自励的准绳。“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也是我律己的格言。
这种态度，与我少时的家教有关。我的父亲是做大梦的理想家，我小时也好发议论，好发狂言，当我说得天花乱坠之时，父亲正色对我讲：“你别说得海阔天空，要紧把目前手下的事做好。救国之道，不在高谈阔论。人人肯把眼前手下的事做好，有识见，有操守，这个国家就好了。”
当时我心中不服，因为他也很会做大梦。后来常想这句话，也有真理。一国之中，人人能把眼前分内的事做好，一个国家有这样个个认真守职的人，这种国家非强不可。
所以，我一向是反对名士派的。做人是第一要义，做文好不好没有什么大关系。三十年前，我曾说：“文字不好无妨，人不可不做好。”这是我的基本看法。一个人学问好，文章好，就不必规规矩矩做人，与常人一样——这是什么道理？姑引我那篇文章反对名士派及激昂派的议论——
我主张文人亦应规规矩矩做人。所以文人种种恶习，若寒，若懒，若借钱不还，我都不赞成。好像古来文人就有些特别坏脾气，特别颓唐，特别放浪，特别傲慢，特别矜夸，因为向来有寒士之名，所以寒士二字甚有诗意，以寒穷傲人。不然便是文人应懒，什么生性疏慵，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疏懒（毛病在于中国文学慵懒诸字太风雅了）。再不然便是傲慢。名士好骂人，所以我来骂人，也可以成名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不是好习气。这里略可分二派：一、名士派，二、激昂派。名士派是旧的，激昂派是新的（那时是指左派仁兄，谤僧骂儒）。大概因为文人一身傲骨，自命太高，把做文与做人两事分开，又把孔夫子的道理倒栽，不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是既然能文就可不顾细节。做了两首诗，便自命为诗人；写了两篇文章，便自诩为名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不是常人了……可以不做常人。于是人家剃头，他便留长发；人家扣纽扣，他便开胸膛；人家该勤谨，他应该疏懒；人家应该守礼，他应该傲慢——这样才成一个名士。自尊名士，自尊狂生，自尊才子，都是这一类人。这样不真在思想上用功夫，在写作上求进步，专学文人的恶习气，文字怎样好，也无甚足取。况且真名士，一身潇洒不羁，开口骂人而有天才，是多少可以原谅的，虽然我认为真可不必。而在无才的文人，学上些恶习，只令人作呕。要知道诗人狂醉，但是狂醉未必就是诗人；才子常风流，但是风流未必就是才子。李白可以散发扁舟，但是散发者未必便是李白……
做人应该规矩一点，而行文不妨放逸些。你能一天苦干，能认真办铁路，叫火车开准时刻。或认真办小学，叫学生得实益。到了晚上，看看小书，国不会亡的。就是看梅兰芳、杨小楼，甚至到跳舞场拥舞女，国也不会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