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羿是古代的一位神箭手，百发百中，声名远播。
夏王让后羿对着一块大小一平方尺、红心直径只有一寸的靶子射箭。并对他说：“你来射这个靶心，射中了，就赏给你万金；射不中，就剥夺你的千里之邑。”
后羿的面色红一阵白一阵，变化不定，呼吸十分急促，就这样开弓射箭。第一箭，没中；再射第二箭，又没中。
夏王问保傅弥仁：“后羿这个人，平常射箭，百发百中；可是给他约定了一个赏罚条件，就射不中了，这是为什么呢？”保傅弥仁回答：“像后羿这种情况，是因为患得患失情绪成了他的灾害，万金厚赏成了他的祸患。如果人们能够无所畏惧，把厚赏重罚完全置之度外，那么普天下的人，个个都能成为善射的能手而无愧于后羿了。”
看罢这则寓言，自然首先令人想到体育竞技活动。若干年前，有一位跳高运动员在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赢得国人一片喝彩声。奥运会临近，此运动员在几场热身赛中多取得优异成绩，国人对其在奥运会上摘取金牌自然寄予厚望。而此运动员承载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上场，水平发挥失常，让人大失所望。
竞技场上类似之事多矣。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重要时刻，如果一味地加重运动员的心理负担，反而会影响其水平发挥。所以，有经验的教练员、心理素质好的运动员多善于减轻压力，关键时刻不去想什么金牌、房子、汽车等奖励，很可能倒有平稳乃至超常的发挥，取得优异的成绩。
文化学术界与体育竞技相去较远，但也有类似的问题，甚至是更复杂，因为使文化工作者“患得患失”的却不仅仅是金牌奖品。
曹禺23岁就写出《雷雨》，震动了文坛，此后佳作迭出，《日出》《北京人》《原野》……39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获得了很高的名誉地位，生活条件有很大改善，却没有写出理想的好作品、大作品，至少是没有超越他自己过去的高峰。其外部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被写作以外的活动占去太多的时间，历次政治运动的压力，“左”倾文艺思潮的干扰等等。然而，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进入不惑之年的曹禺更注意别人的议论，尤其重视领导对自己的看法与态度，更多地接受外界的影响，在创作上愈来愈缺乏自信，这些都显示了曹禺性格中软弱世俗的一面。
1951年，曹禺主动提出要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得到领导上的赞许，于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了《明朗的天》，结果是一次失败，原因在于他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与一贯的创作方法，按照主题先行的路子，根据明确的主题思想去“深入”生活，找人谈话，选择人物，设计情节，而且每写一步都小心翼翼地唯恐“歪曲了生活”，“违反了政策”。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还经过多次审查反复修改，保证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最后的结果是剧中人物成了传声筒，剧本成了宣传品，既没有揭示人物灵魂的复杂性，又少有真正的激情，更找不到曹禺昔日作品中的诗意与美感。表面上，看所有人物情节都来自生活，实际上却远离了生活的真实。
曹禺晚年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不安是十分沉重的。他的好友、著名艺术家黄永玉以坦诚的语气给他写信说：
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后来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黄永玉写这封信是因为惋惜曹禺的才华——年轻时写出那么优秀的剧作，后来没什么像样的东西，那是一个剧作家的悲凉。其实不光曹禺，还有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一次，曹禺从报纸上看到袁伟民对运动员讲的一段话——“不要被金牌的压力卡住，心里有东西坠着，跑也跑不快。要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他感慨道：“我就总是有东西坠在心里。心里坠着东西就写不出来。多年来，我写戏都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写了几个，有的也没写出来……”
一个文化工作者，即使他才华横溢，只要丧失独立思考，或一脑子功利目的，其创作都会偏离创作的规律，哪怕是头顶桂冠、奖牌满胸，也未必就真的登上文化学术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