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很多人会想起生命中一些特别的时刻——随着我们的年岁增加，这些时刻的重要性也增加。对于我来说，那些特别的时刻是在17岁那年，那时候我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一家中学里读高三，代表肯塔基州参加在阿拉巴马州的莫拜尔市举行的1963年全美青少年小姐大赛。跟其他的参赛选手一样在为期一周的严厉的面试过程中尽力表现出自己最好的方面，每天都为卷头发还是不卷烦恼一番，要不断地接受拍照，不断地走台，神经一天到晚都是绷紧的。
在那一周里面，我看见了一个站在中心的人——至少在我的心理中心——我把她看成焦虑的大洋里的一个岛。她是一个评委，一个著名作家，她那海灰色的眼睛好像可以把人看穿，她的话总是没有一点漏洞，她的名字是凯瑟琳·马歇尔。
在最后一天走台时，我们几个女孩子等在后台，工作人员说凯瑟琳·马歇尔想跟我们说话。我们围成一圈，大家都以为她对我们说的是最后的鼓舞性的话或者礼节性的祝福，或者至多劝告我们要做个好公民，但凯瑟琳·马歇尔说的话却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凯瑟琳·马歇尔注视着我们，说：“你们都为自己订立了目标，我已经听过了其中的一些。但我认为你们订的目标还不够高。你们聪明勤奋，又有机会。我想，你们应该把目标订得长远一些，想想在你们的生命中你可以把什么做到最好。使你做的事情有意义。最重要的是，理想要远大。”
我吃惊了，像一只在强光照射之下不知所措的小兽。我那么仰慕的女人竟然对我们失望了——不是因为我们本身，而是因为我们的志向不够远大。
我在那一年的全美青少年小姐大赛里得了冠军。在同年秋天，我进入威利斯女子学院就读。1967年我从该学院毕业，并获英语学士学位。当时，我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多少信心。我去找我的父亲，他当时是一名律师，后来成了路易斯维尔市杰弗逊郡法庭的一名法官。他问我：“你最喜欢做什么？”我缓慢地说：“写作。我喜欢语言的力量，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关心当前世界发生的事情。”
父亲想了一会儿，问我道：“你想过到电视台工作没有？”我没有想过。
那时候，电视台里没有多少名女性记者。成为电视新闻行业的先锋看来也算理想远大了。所以，我去说服路易斯维尔的WLKY电视台新闻部主任给我一个工作机会，开始当一名电视台的采编人员。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既做天气预报，又采写新闻。两年半过去，我开始感到在电视台工作挺没劲。晚上总是睡不着，总感到哪里不对劲。1969年，我父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他的死使我想换工作的想法加倍地坚定了，也使我开始对政府、法律和政治这类东西感兴趣。
我自己想了又想，还去找人咨询。然后，我父亲的一个同事说：“你去华盛顿发展好不好？”
几个月后，在1970年秋天，我告别母亲和姐姐，告别电视台的好同事们，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现在看来，当时的行为真的天真得很，但当飞机在国家机场降落时，我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去白宫工作。说真的，在华盛顿的官员们看来，我不过是个刚被搬下卡车的甘蓝，土气得很。但我当时真的想得很清楚了——我要去白宫工作。
由于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为我美言了几句，我得到了白宫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的面试，并且顺利地进入了白宫新闻办公室。新闻办公室在白宫的西侧，是白宫跟新闻媒体联系的中心。我在新闻办公室里努力地工作，常常加班，我喜欢这份工作。
然后，“水门事件”发生了。
1974年夏天，尼克松总统辞职。我立即被指定随他的团队转到加州的圣克莱门特。我到西海岸的任务应该只是6个月，但才到那里几天，尼克松就向我提了一个我一点都没有准备的要求。他要求我留在圣克莱门特，跟其他作家和助手一起帮他做研究、写回忆录。我得做出选择，一些朋友说留在圣克莱门特对于我来说是职业上的自杀。但是，我先前是为尼克松工作的，他对我很好。现在他要求我做的事情也是我这个职位的人应该做的，我留下来了，至今从来都没后悔过。
在加州的漫长日子里，有一天凯瑟琳·马歇尔打电话给我，说她和她的丈夫来了，就在我的办公室附近。见面的时候，我又一次感到她那看透人心的注视，她问我：“下一步你将要干什么？”又一次，我感到自己要对生活进行重新审视了。
今天，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早间新闻已经3年，我还编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电视杂志。我们的工作紧张，工作时间长，而且要经常出差。我总是备有衣服箱，随时准备接受出差采访的任务。
我在纽约的公寓虽然很小，却是我的“避难所”，在里面我可以穿着便装，不化妆，不戴隐形眼镜，不做发型。有时还可以放松地弹一下钢琴。或者做点简单却让人高兴的事情——烤几个松饼，或者清理一个杂乱的抽屉。当我走出公寓时，谁知道我会飞去哪里呢？我总是记得一个优秀的女人鼓励我的话，她让我不断地挑战自己、不断成长，不管目标多么远大，我们实际上都可以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