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有个花店，一个老太太卖花。
店的名字很奇怪，叫“花开花”，小小的门面，左右挂着两幅竹劈填石绿的对子，改的鲁迅先生两句诗：犹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心知。没有横批，门楣上有时挂一帘碧绿的茑萝，有时悬一大瀑金黄的悬崖菊。冬天则是一个大头朝下的绿皮红心萝卜：萝卜从尾巴上掏空，里头浇点水，搁头蒜，半个白菜心。太阳地里晒着，慢慢会长出嫩绿的蒜苗，鹅黄的白菜花，从下往上翻翘着的萝卜缨子，碧莹莹如同翡翠。这本来是北方人家腊月里做给孩子的玩意儿，被老太太别出心裁挂在这儿，又好看，又有意思。
老太太是个垂拱而治的店主人，一年四季裹着披肩坐在花丛里织毛线，腿脚不大利索了，但身材娇小，慈眉善目，年轻时也是个美人。替她进货的年轻男子叫她姑妈，英俊开朗，说说笑笑的，开了个很帅的吉普车—大概主要也是为了隔三差五来看看她，捎点日用零碎东西。他其实是个小有名气的室内设计师。
常见老太太收到世界各地的明信片，但没见她有什么别的亲人。
不知为什么，这老太太常让我想起林徽因、杜拉斯什么的，想起灰蒙蒙的照片上年轻时候的爱米丽。
傍晚散步时偶尔踅进店里挑几枝铃兰或者百合，闲聊几句。
她从来不说身世的，偶尔谈文论画。说起《红楼梦》里宝玉给平儿搽的胭脂里有紫茉莉，其实不过就是夜来花。周天民的花卉画谱，线条清丽，文字干净：“木香……春末新叶生蕾，初夏开花，花开高架，满栅生香，亦称锦栅儿。”简直就是诗嘛。
我曾疑心她是位植物学家，或者学过园艺。但她的侄子悄悄告诉我，姑母在师大教了40年英诗呢。当我低头嗅一捧新雪般的满天星，老太太问我：“知道它的英文名字吗？”我摇头。“Baby’sbreath，多美。”
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但精神还好。周末我煮汤，一个人喝不完，就分一半端到店里。暮色渐合的窗口，看到她正专注地侧着耳朵聆听着什么，脸上有种奇异的微笑：“听！”
我听了一会儿：“什么啊？”
“鸟叫啊！”
房后面曾是个小小的荒园，老太太搬来以后稍微整了整，墁上不到三米长的碎石小径，撒了很多花籽：玉簪、蔷薇、鸢尾、向日葵，还有一大挂茑萝，都不怎么费事的花，一年下来开得烂漫多姿。园中有棵老榕树，正是暮鸟归巢的时候，一群灰喜鹊叽叽喳喳，吵闹得树叶都发抖了。
“奇怪，我以前怎没听到？”帮她缠着毛线，我低低自语。那棵树的枝丫恰好在我书房的下面。
“是啊，孩子，”她慈爱地拍了拍我的脸颊，“粗心的人会失去很多乐趣—人可不是70岁才开始变聋的呢。”我笑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那天晚上，她抱着旧影集在摇椅里安静地睡去了，毛线球滚到地上，另一只手里是一只未完工的毛袜—邻居的孩子都穿过她的袜子。她买了各种颜色毛线，织好送给来买花的年轻妈妈们：小孩最怕脚丫着凉，她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也有一双这样的毛袜，还有一个用干玫瑰花瓣填的枕头—里面掺了白菊花和薰衣草：她知道我画画熬夜费眼，偶尔还失眠。
清晨或黄昏，我趴在窗口听那鸟声，常常会想起她来，但也不特别难过。
我猜她一定度过了很有意思的一生，到过许多地方，做过许多事情，很深很深地爱过。多年以后我老了，希望也能像她一样，缄守秘密，心存感激，姿态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