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善意去体谅别人的“没理”
六年前我去美国参加关于中印比较的研讨会，在美国感受了社会的宽容精神。通过坐公共汽车、买票、问路等生活中的琐事，思考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事。而这次再次来到美国，则有了更多的感受。
一次，我的亲戚开车到旅馆来接我，由于停车困难，他把车停在了马路对面。我们要过马路去上车。按理说，我们应该走到马路有红绿灯的地方走人行横道，那样的话，我们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我们正在犹豫时，马路上过往的车却主动停下车来让我们先过去。
我们违规过马路既然能得到素不相识的人的谦让，“理”不在我们这边，但是开车的人原谅了我们。开车的人都是最普通的美国人，不是挑选出来做表演的人。由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是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
我们计划坐火车从费城去纽约。在小站的售票口看到一条规定：“如果你没买票上车，可以在车上补票，也不会被罚款或收手续费。”对比在中国，无票上火车算违规，补票要多收费。这两种不同的规定哪种更合理？完全从“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规定是合理的，但是为什么美国有一些铁路有这样不同的规定？他们出于什么逻辑？我想，这是“宽容高于合理”，也就是“得理也让人”。
为什么得理也让人？这是用善意去体谅别人的“没理”：无票上车可能是因为来不及买票，或没找到售票口，这未必有什么恶意。用善意去体谅别人未必得体的做法，就有了原谅别人的出发点。用恶意去猜测别人，无票上车有可能是想逃票，那就要罚你一点。这就是对待无票上车的两种不同处理方法的原因。
和谐从宽容而来
多数人会“得理不让人”，因为大家总认为“理”是很清楚明确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没有必要有理还让别人。殊不知世界上大多数的“理”绝不是那么分明。如果存在公认的是非，而且界限分明，打官司都不会发生了，因为打官司就是双方在法庭上讲理。如果“理”真的那么是非分明，理屈的一方会自动让步，官司就不用去打了，世界也就太平无事了。
不要说对“在理不在理”的看法会有不同，连对同一事实的认识都会有巨大的差别。有些人认为确有其事，另一些人认为全是造谣，人的主观认识的确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能够做到宽容，做到“有理也让人”，这个社会才会和谐。和谐社会的目标不是争取来的，而是靠宽容营造的。
得理也让人，是一种个人修养，它类似于“以德报怨”。别人做错了事，该如何对待？孔子说，要用符合道德的方法对待。既不是以德报怨，也不是以怨报怨，因为这样未必符合道德，符合原则。只有始终坚持道德原则，不管是对什么人，什么事，永远不可违反的是道德原则。得理也让人，是一种符合道德的原则，这体现的是宽容精神。这不是当无原则的老好人，或者对坏事视若无睹。这种态度是用善意去体谅别人。同样一件事，如果是出于恶意，会激起激烈反对，如果是出于好意，就不会去计较。
百姓之间“得理不让人”会引起没完没了的争吵。双方都认为自己这方有理，有一些事旁人看来是无原则的争吵，而当事人却认为事态严重，必须争个明白。这样就离和谐社会很远。更可怕的是当官的人“得理不让人”。当官的人缺乏宽容，喜欢较真，百姓就要遭殃。当官的人有权在手，再加他很有理，不从善意去体谅别人，对管辖下的百姓态度严厉，百姓就会非常难受。百姓确实没有占理，只好任当官的提出各种难以满足的要求，来往奔走，疲于奔命，最后还是达不到上司的标准。吃了苦头，泪水只好往肚子里咽。在一个社会中能不能和谐，和当官的人能不能“得理也让人”密切相关。衡量一个干部好坏固然要求坚持原则，但同样重要的在于是否能体谅百姓。
外交不必小题大做
我认为，“得理也让人”不但是人与人相处的良好原则，恐怕也是国与国之间的原则。外交官如果也能“得理也让人”，世界上会减少许多矛盾。可惜的是，事实恰好相反，外交官就是专门制造事端的：一件小事经过他们的处理可以变成大事；一件民间纠纷可以扩大成为国际事端，越复杂越好。借此机会可以坐头等舱飞机飞来飞去，住五星宾馆，反复讨论，花纳税人的钱，为自己找事干。不过外交官确实也有难处，如果他们对外国“得理也让人”，恐怕在国内就交代不过去。老百姓会骂他们没有守住国家利益，甚至是卖国贼。这个罪名谁也担当不起。可是如果双方的外交官都是“得理不让人”，对再小的事也看得很紧，双方都寸步不让，甚至擦枪走火，打了起来，生命财产都会受损失，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和平是国际间事务的最高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得理也让人”是不错的选择，即使对外交官也一样。
我想起国内某一外国资本的超级市场，因为一点小错误（比如标价有错，或者过期食品忘记下架）遭到公众批评。这是很应该的。但是有些人在这件事上“得理不让人”，借题发挥，扩大成为外国人欺侮中国人的大事，因而摇旗呐喊，成为“爱国行动”。有人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指责是汉奸、卖国贼。本来是一件小事，最后变成大事情。我国在外国的企业，也碰到过外国人的这种爱国行动。如果大家都把小事因“得理不让人”而变成了大事，这个世界真的很难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