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时候，我为了追求自由而奋斗。当时我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但是，利还没有获得，金融不安全感深刻存在着。1999年尽管搜狐融资很多，但是作为公司CEO，我这种不安全感还是没有消除。
后来我说过一句话：我在名利的大道上一路狂奔。的确是这样。我用了8年，现在金融不安全感彻底消除了。现在我知道了人生的意义，知道要干什么。自然界给人的寿命最多100多年，就是4万多天。这4万多天是不是高兴很重要。每个人的存在都是自然界的杰作，但是这个杰作能不能活到一种最行云流水的状态？
我的奋斗就是要把奋斗变成不奋斗。几年前，我每天很早到办公室，随时找我都能找到。现在我把主动权收回了，只有我去找谁开会，我要不去找你，你是没有权力找我开会的。甚至你发一个短信，我都有权不回。
我拒绝跟任何人吃饭。以前有很多广告商要见，现在广告商我都不见。见广告商可能会帮助这个季度的销售，但是我现在关心的是公司长久的竞争力。我在外面喝咖啡，有时候碰到一些人，他们要跟我谈跟搜狐合作的事情，我从来不谈———这是我下班时间，你跟搜狐合作，应该去找相应的部门。
这样一来，我可以不被干扰地来关注公司最重要的事情，公司需要这么一个人提供创造性。现在有一批管理者帮我运营公司，就像一艘轮船，我没事拎着榔头在里头走来走去，走到哪里敲两下，保证机器正常运转。
如果我现在全然退休的话，肯定活得更高兴，因为我有太多兴趣了———思想、音乐、运动、穿越、散步、蹦迪。但是我还是有一些虚荣心的，希望把公司做得更成功。
我还需要证明自己吗？这个世界不是由黑白构成的，在证明和不证明之间有一个很长的地带。我相信，在中国做企业或者做政治的人里面，需要证明自己的倾向和意图是最弱的。
我追求的是———首先要把“必须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责任和义务从我的辞典里删去。这几年我就是在一个不断删除的过程里，到现在，还没有删完。
中国很多做企业的人其实活得很累，因为他们在证明的道路上拼命奔跑。他们都在一种价值观下朝前走。这就像一条河，一棵大树横过来架在河上，就这一条道，无数蚂蚁沿着大树爬，看谁先奔到对岸———可我连这棵树都砍了，还有什么道？我为什么要过这条河？大家都是在一个价值体系中往上爬，而我是没有价值体系的。这样我焦虑很少，活得很轻松、很年轻，我到七老八十，活得跟小伙子一样，大家都愿意来听我讲课———可能那就是我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