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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义工

到拉美教汉语,到美国学烹饪,在泰国伺候大象,到澳大利亚生态农庄种地,在缅甸修学校,到德国帮助孤独症患儿,甚至去塞拉利昂做接生婆……近两年,越来越多走在潮流前面的青年人发现,原来还有认识世界的“第三条道路”。

无国界医生

1年前,台湾男生李一辰还按部就班地做着麻醉师。3年前,北京妇产科医生安娜还过着往返于家与医院两点一线的平凡日子。

带着内心最后一丝躁动,他们不约而同放弃了原本安稳的生活,去最艰苦的地方行医,成为“无国界医生”。

“我就像一只井里的青蛙,抬头只能望到那一小块天空。”这是李一辰参加“无国界医生”前的状态。5年医学院本科、2年研究生学习,外加2年毕业实习,李一辰一直按照设定好的轨道奔跑。“我一直生活在台湾,从未看到外边的世界。我一面好奇外边的世界是怎样的,另一面又担心自己会不会就在一家医院这么老去。”

2012年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李一辰没想到,自己会被派往叙利亚做战地医生。

“我从未看到如此惨烈的状况。”李一辰说,“在叙利亚,一波袭击后,医疗点住满了伤员。有人肠子流出来了,有人头骨破裂,更多病人因爆炸受伤,面临截肢……和平地区的医生很难接触到如此危重的病情,那场面比电影里呈现的可怕得多。”作为唯一的麻醉师,他简直忙晕了。

之前,武装冲突只是电视中一闪而过的30秒新闻,现在这就是他真实而狼狈的工作环境——晴天是叙利亚的“坏天气”,因为能见度高,空袭总会特别多。战机呼啸声、炮弹爆炸的轰隆声仿佛是手术室的背景音,忽大忽小,如影随形。

最艰难的是,战地医生需要时刻面对生命流逝。有位老母亲曾跪在医疗点一个小时,求医生挽救她早已死去的儿子。她绝望的神情,李一辰至今记忆犹新。“很多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将已经死亡的家人送来医院,有些逝者甚至头部和身体都分离了。”

叙利亚的项目结束后,李一辰前往土耳其休整。在伊斯坦布尔的酒店里,明亮的房间让他很不适应。“在叙利亚,晚上大家都生活在黑暗中,以防被轰炸,吃饭、洗澡、走路都在一片漆黑中进行。在土耳其的旅馆,我盯着房间里明晃晃的电灯,恍如隔世。”

做国际义工,让李一辰的生活完全变了。原本他觉得世界大得可怕,但随着到不同国家做项目,认识不同朋友,他猛然发现世界变小了。原来被套牢在医院的无力感消失了,眼前的人生一下出现了好几条通路。

安娜同样满怀勇气出走,她到海外做医疗援助时,孩子还未满两岁。从塞拉利昂到巴基斯坦,从索马里到阿富汗,一晃3年,安娜参与了无国界医生组织位于亚非4国的5个海外医疗项目。

作为妇产科医生,安娜的工作地点都是世界母婴死亡率极高的区域。在卫生和医疗水平极其落后的地区,她时时要面对不同的风俗与矛盾。

塞拉利昂居民大都对医院心生畏惧,许多孕妇在家难产,最后迫不得已才去医院急救保命。“你会见到各种在中国从未见过的极端案例。”安娜说,“当地孕妇没有产检,很多严重疾病和并发症都在分娩时才显露出来。病人送到医院时,情况总是一团糟。”

大量子宫破裂的产妇让安娜印象深刻,“一般,病人送院后早就休克了,孩子也胎死腹中。很多产妇因为在家耽误太久导致子宫破裂和严重内出血。最初接手这样的病例,我都情不自禁在心里惊呼:‘哇,太可怕了!’”

在巴基斯坦,许多婴儿营养不良。安娜发现,原来按照当地风俗,很多家庭用一种传统甜茶代替母乳喂给新生儿,导致孩子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在索马里,许多医院只是一幢空房子。因为医疗器械和药品资源极度缺乏,很多时候,面对患者,医生和护士只能干着急。

做海外志愿医生,安娜最深的体会就是,同样是产科,不同地区的病人各具特点。作为医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产妇,而是不同国家迥异的社会形态、风俗习惯。“美国、日本、加拿大……很多人都去过,但我们服务过的那些非常艰苦的地方,却是多数人难以抵达、绝少体验的。”总得有人看到,这世界不容忽视的另一面。

到非洲喂猴子,去泰国养大象

与大多数人花钱出国看动物不同,一些人选择花钱出国伺候动物。

2013年3月,广州男孩王博文就参加了纳米比亚的30天动物保护项目。

静静分享屎壳郎滚粪球的喜悦,或者一整个下午观察鳄鱼捕食。“这可不是纪录片里的情节,完全亲眼所见。”一提到自己的非洲生活,王博文整个人都变得神采奕奕。

与普通游客不同的是,他需要做很多“苦劳力”。比如,学习如何用沙土和石灰制作砖头、修建营地,又比如,为了能在雨季多为动物们储存些水,营地还组织志愿者到草原各处挖坑,建人工蓄水池。看似简单的劳动,在接近赤道的高温烈日下都极其耗费体能。王博文回忆:“只一会儿工夫,所有人都大汗淋漓。男生们纷纷脱去上衣,过后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晒出了一件‘背心’,特别搞笑。”

“动物园是人造的假象,围观动物不代表爱护动物,那完全是人类的娱乐。”王博文说。在非洲,他第一次和动物生活在一起,看鳄鱼捕食,研究斑马交错站立,围观猴子吵嘴。多亏这次义工活动,带他走进了动物的世界。

在泰国,保护大象的志愿者项目极具吸引力。从一天体验活动,到持续几周的志愿劳动,时间安排非常灵活。人们不但能够近距离观察大象并了解它的相关知识,更能花几周时间接受培训,做大象饲养员。

2012年,Verian参加了清迈和素林两个大象保护项目。她对大象的感情,到了“爱屋及乌”的程度。在她看来,为大象清理粪便都是浪漫的事,因为那粪便充满了森林的气味。

在清迈,Verian常一早跟着养象人下田搬食材,然后在厨房为大象清洗要吃的西瓜、南瓜和甘蔗,一箱箱装好,11点准时给大象喂食。她很喜欢看大象吃东西——它用鼻子巧妙地将食物卷进口中,一边咀嚼一边拍打大耳朵,尾巴左摇右摆,同时提起单脚,像跳舞般向前踢。

在素林,Verian见到大象生存的另一面。她发现很多大象整天持续不断地摇头晃脑,踢腿跳舞。直到晚上九十点钟,周围完全没人,一片漆黑的时候,大象还是做着同样的动作,一刻不停。

泰国的义工项目,让Verian感触颇多。回国后,她不遗余力地劝说身边每个计划赴泰旅游的人,千万不要花钱参加“大象娱乐项目”。“在泰国,骑大象的项目总是最受中国人欢迎,但在保护基地,中国人却寥寥无几。”她落寞地说,“很多人永远不了解,他在泰国骑大象最开心的时光,却是伴随大象一生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