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在大学念书，我常常去台北监狱探访受刑人。我还记得那时候，台北监狱在爱国西路，我们的办法是和受刑人打打篮球，同时也和一些人聊聊天。
当时，有一位黝黑瘦高的受刑人似乎最和我谈得来，他很喜欢看书，因此我就设法送了很多书给他看。我发现在众多的受刑人中间，他所受的教育比较高，他是台北市一所有名中学毕业的，比我大七八岁。受刑人每星期大概可以有三次见客的机会，我去看别的人都会吃闭门羹。可是这位受刑人，永远可以见我，至少我从未吃过闭门羹。
他常在我面前提起他妈妈，说他妈妈是位非常慈祥的女性。他说他妈妈常常来看他，可是我始终不太相信这一点。
这位受刑人当时所住的地方其实是看守所，没有定罪的受刑人都关在这里，审判终结才换到其他监狱去。我的这位朋友有一天告诉我，他要搬家了，因为他已被定罪，要正式服刑了。我这才发现他有军人身份，大概是在服兵役时犯的罪，所以要到新店的军人监狱去服刑。
当他到新店的军人监狱去服刑时，我也成了预备军官。
有一次我去看他，发现他被禁止见客，我向警卫询问，得知大概一个多月以后才可以看到他。一个月以后，我终于看到他了，这次他告诉我一个很可怜的故事。他说他在服刑期间做工，也赚了一些钱，我记得那个数字实在少得可怜，可是这是他全部的积蓄，因此他一直偷偷地把这几十块钱放在一个很秘密的地方。没有想到他的某位长官把这些钱偷掉了，我的朋友一气之下和他的这位长官大打出手。这种犯上的事情是相当严重的，他在晚上被人拖到广场去痛打了一顿，事后被关在一间小的牢房里，而且二十四小时地戴着手铐。
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些事情时流下了眼泪。我们谈话的时候，旁边总有一个身强体壮的兵在旁听，说到这些事，我记得那个兵面无表情地看着远处，假装没有听到。
忽然我的朋友又提到他妈妈了，他说你如果看到我的妈妈，一定会比较看得起我。他说他常常感到万念俱灰，可是一想到妈妈，心情又会比较好一点。
既然他一再提起他妈妈，我就问了他家地址，然后在一个星期六的黄昏，骑了我的老爷脚踏车，到他家去看他的妈妈。
他的家在现在的忠孝东路，在当时，那条路叫做中正路，我发现他的家好远，快到松山了。房子是典型的日式房子，附近每一栋都一样，显然是中低层公务员宿合。我穿了全套的空军少尉制服，很有礼貌地介绍我自己，也
报上我朋友的名字。
这家人好像有几个比我还年轻的小孩，我被安顿在他们大约两三平方米大的客厅里坐下。我记得客厅里布置得极为简陋，只有几把破旧的椅子，我坐下以后，发现气氛有点不自然，而我很快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朋友的爸爸进来了，他们父子很相像。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他早已不承认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因为他简直不能相信他们家会有这种丢脸的儿子，所以不仅早已不和他来往，而且也一直禁止家人和他来往。自从他进了监狱，他们全家没有一个人和他来往过。
我立刻想起，怪不得我一直可以见到我的好朋友，原来他的妈妈事实上从来没有去看过他。他说“我的妈妈来看我”，只是他的一种幻想而已。
我也看到了他的妈妈，是个典型的中国妇女，瘦瘦的，个子相当矮，衣着非常朴素。她始终没有讲一句话。
我却不管他爸爸怎么讲，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全家人，我的朋友非常想念他的妈妈。可是这位严厉的爸爸却暗示我该滚蛋了，我想亏得我穿着空军制服，而且自我介绍过我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的，否则早就被赶出去了。
我以非常失望的心情离开他的家，他的爸爸在门口还提醒我以后不必再来了。
可是我的脚踏车才一转弯，就听到了后面的脚步声，他的一个妹妹匆匆赶来，叫住了我。他的妈妈跟在后面，她要知道如何能找到她儿子，因为她要去看他。我赶快告诉他们如何到新店军人监狱，她们以最快的速度谢了我，马上赶回家去。
当时天色已黑，我所在的是个很冷清而且几乎有点荒凉的地方。四周都是一些木质的日式房子，每栋房子都有一个用竹篱笆围起来的小院子，现在每户人家都点上了灯，我可以感到家家亲人团聚的温暖。我知道我的朋友和他母亲即将真的见面，我真的感到在冥冥之中一定有个上苍在安排一切，而我正是它所选的一个工具。
果真，我不能去看我的朋友了，他从监狱中写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他和他母亲见面了。而我开始办理退伍手续，准备去美国念书，临走以前，我和他见了最后一面。这次他胖了，也有了笑容，他说他妈妈常带菜给他，所以他胖了一点，他也告诉我家里弟弟妹妹考各级学校的情形。
最后他问我退伍以后要做什么，我说我要去美国念书，忽然之间，他的笑容消失了，他说：“你相不相信？我真的感谢你这些日子来看我，也使我和家人团圆。遗憾的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友谊从此就完了，因为你将来可以在社会上一步一步地爬上去，而我却是一个犯人，我们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我们不可能再继续做朋友的。”
他又接着说：“你有没有考虑过索性专门留下来，终生为我们这种人服务？”
我默然无语，我的虚荣心使我不肯放弃追逐名利的机会。三十年过去了，我始终为我未能终身为受刑人服务惭愧不已，每次我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反而使我感到良心不安。
我在此谢谢我的这位朋友，他使我感到我这一生没有白过，我现在至少可以骄傲地告诉我的女儿，“你的爸爸曾经做过好事”。我已五十多岁，我的朋友恐怕已是六十岁，希望他能知道，他对我讲的话对我影响相当之大。我之所以决定离开美国，回来服务，也多多少少因为他说的“你有没有考虑过留下来”这句话。
世界上有很多职业，要做得非常好，才对社会有影响。
我常想，一个平庸的舞蹈家就搞不出个所以然来，可是做母亲就不同了，即使做一个平凡的母亲，一样可以对社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
我希望有一根魔棒，一挥之下，天下的母亲都是平凡而慈祥的好母亲，我相信我们的监狱会因此空了一半；我再挥一下这根魔棒，我们会有几万个义工肯为监狱里的受刑人服务，我相信我们的监狱会再空了一半。